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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好拒任呢，所以他接受了这一任命，并去武昌就职了。曾几何时，蒋介石对张学良还是那样的无情，逼其下野，令其出国，那时恨不得一巴掌把他打进东洋大海，避之唯恐不及；可是才不过一年多光景，又对张学良称兄道弟，笑脸相迎了，蒋介石的这种纵横捭阖之策，随机应变之术，不能不令人惊叹。很明显，如果你认为蒋氏真的是对少帅发生了特别的好感，那就不对了，他实际是利用他，要他为他发动的“剿共”战争效劳。先是让其出兵江西、福建，继而又命令他的东北军与其他中央军相配合，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

对于这个新的使命，张学良没有多大兴趣，但也没有拒绝。是的，若说这时他对共产党和红军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那当然也是不切实际的；但若说他愿意“剿共”，十分卖力，那也不是实情。因为当时日寇正向华北步步进逼，可国民党政府却软弱无力。未过多久，何应钦与梅津还签订了屈辱的《何梅协定》。那时凡有点爱国之心的中国人，谁不对此气愤万分呢！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杭州写的过岳王坟有感一诗中，怒斥当局对日本侵略者的妥协退让，诗云：

北地小儿贪逸乐，

南朝天子爱风流。

权臣自愿成和议，

金虏何尝要汴州！

屠狗犹拼弦下命，

将军偏惜镜中头。

饶他关外童男女，

立马吴山志竟酬。②

才华横溢的爱国作家和诗人郁达夫在诗中是以南宋奸臣秦桧影射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欲吞并全中国的狂妄野心。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抗日的呼声，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公意。而这些思潮无疑都对张学良有很大的影响，他曾沉痛地表示：“以前同胞们谴责我对日本不抵抗，现在我希望领袖蒋公能更改我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人，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为有价值。”从张学良的这段谈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内心的苦闷、矛盾，不管怎么说，丢掉东北、热河失陷、华北危急，他都是深感痛心的。他总觉得这是他个人、也是全国人民的耻辱，是必须洗雪的。有人也许会说，既然他不愿打内战，为什么回国后又接受了剿共的任务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是的，他这时的确尚处于进退维谷的矛盾中。人们在评论历史人物时爱讲“局限性”，我想这也可以说是张学良的局限性吧？因为那时蒋介石也把他抓得很紧，唯恐他动摇，多次找他谈话，耳提面命，反复宣扬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说什么要抗日，首先必须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所谓内患不除，国无宁日，说的就是国家的统一，不能搞割据，全国上下都要听从中央指挥；只能有一个中心领袖掌握中枢，才能一致对外，等等。张学良与蒋介石打交道的时间毕竟还不算很长，他虽然吃过亏，上过当，知道此人是惯于耍弄权术的，但还没有真正接受教训，还没有完全觉醒，蒋介石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竟然把他征服了，他还错误地认为蒋是从国家全局出发提出这些问题来的，所以他服从了这一调遣。

然而，当他真正指挥部队同红军打起仗来时，却屡遭失败，而军中将士也多怨言，他这才隐隐不安起来。对于先前认为是从国家全局考虑问题的蒋介石的那些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之类的论调开始怀疑了，因为他始终认为日寇对我国的野蛮侵略是无法容忍的，他们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敌，政府对此熟视无睹，却只热心于“剿共”，这怎么能行呢？共产党对中央政府是有不敬之处，但他们也总还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吧，怎可老是自己内部动刀兵呢？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来打去，还有什么团结可言，又谈何抗击外来侵略？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吗？

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不知怎的，张学良忽然心血来潮，来到了自己的机要秘书张慎修跟前，笑呵呵地说：“小张，我向你提个问题，好吗？”

“好！”张慎修以为他是询问工作上的问题，满口答应了。

不料，张学良却提出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问题。那天，他一改过去总爱说笑的习惯，忽然压低声音，严肃地似乎也是挺神秘地说：“小张，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

张慎修不知道张学良的真实用意，不敢正面谈，因为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这样问法是会使人大吃一惊的。“我没有研究过，副司令意见如何？”张慎修只有这样回答。

张学良知道张慎修是个进步青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