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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时蒋介石深居简出，一般是不常离开行辕的，如若外出，必增岗加哨，严加警戒；至于一般的官场应酬，饮宴游乐，俱皆婉辞，很少参加，所以那时要对他有所动作，是很困难的。

是的，西安事变的目的，不是除掉蒋，而是逼蒋抗日。而要逼，就得先把他捉住，也只有把他逮起来，才能使他就范，所以捉蒋而又不要把他打死，还真得讲点斗争艺术哩！

怎样才能达到预期目的呢？张、杨二将军开始也心中无数。最初，他们有过几个方案，如在蒋外出时，中途设伏（当时曾经出现过这个时机，１２月６日上午，“蒋介石在邵力子‘陪同’下前往西安南郊，沿途由东北军卫队二营负责警戒。张、杨紧急研究后，认为有机可乘，决定趁蒋由南郊回临潼途中秘密捉起来，送往西安新城大楼，然后再和他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张、杨估计蒋介石回临潼经过西安的时间约在中午十二时左右，捉蒋的地点定在离西安南关稍远一点的地方，逮捕时不准备开枪、不断绝交通、不挖断公路。当蒋乘坐的小汽车开过来的时候，守候在公路两侧的东北军，突然在公路上横堆几根大木棍，蒋介石乘坐的小轿车必然开不过去而停止下来，那时，埋伏在两边的士兵，立即把蒋和他带的卫士逮捕起来，押送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东北军派部队逮捕驻守临潼华清池蒋的随行人员，解决华清池附近及临潼车站蒋备用‘专车’上的反动武装。西安方面由十七路军负责逮捕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随蒋前来‘督剿’的高级将领，解除公安局、宪兵团、省党部等处的反动武装。杨虎城亲自检查了捉蒋的警戒部署。只等东北军在西安南郊把蒋捉到，便即刻开始行动。但直到下午三时，迟迟不见捉蒋动静。杨虎城十分焦急，他立即去找张学良询问情况。张学良解释说：中午接到南京电话说何应钦当天来西安见蒋。准备何应钦来了一起捉拿，所以临时改变了南郊公路上捉蒋的计划。杨虎城感到，两部联合行动，如果步调不能完全一致，事久必有泄密的危险。他提醒张学良说：‘擒贼擒王，大事可定局。多捉了个何应钦，假使跑了个蒋介石，一切落空了。’张学良表示：下次决不变更了”），③来个突然袭击；也曾计划请蒋到西安最有名的易俗社看戏，在剧场内动手捉蒋。谁知，他行踪诡秘，没有固定的时间和路线，而对于戏，他是从不去看的，所以这些计划完全落空了。几经考虑，最后选中了临潼。对，就把蒋介石所欣赏的华清胜景作为对他进行“兵谏”的场所吧。

地点确定之后，紧接着要考虑的，就是执行扣蒋这一特殊使命的人选，卫队营的孙铭九和王玉瓒是要执行这一任务的，但还要有更可靠的中、高级军官和部队参战。对此，他选择了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当时，白师长是张学良由甘肃固原召来西安，刘桂五则是由王曲军官训练团找来，让他们担负此重任，也足见少帅慧眼识人。他们何以被选中，并受到这样的信任呢？担任过东北军骑兵六师参谋长和十七团团长的汪瑢谈到：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十二月十三日中午，我听说刘桂五乘飞机由西安回到固原，便亲往固原去见刘桂五（刘当团长时，我是团附，相处很好），打听西安方面的消息。刘桂五谈他同白凤翔去临潼扣蒋的经过情形，如下所记。

问：为什么副司令选择你去临潼扣蒋介石呢？

刘桂五：这是因为副司令信任我。在王曲受训时，我就参加了抗日同志会，在副司令面前宣过誓，保证为副司令粉身碎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副司令也曾用各种方法考验过我，记得有一次，我同副司令在一起，他拿出一个小盒子，盒内忽然冒烟，他赶快跑开，并连声说：

“不好，炸弹！炸弹！”我拿起来急速扔到窗外。他到我身边说：“你怎么不跑？”并摸摸我心口跳不跳。我说：“我能自己跑开，丢下副司令不管吗？”他笑着说：“你真行，有胆量。”

我这次八日到达西安后，晚上七时去见副司令。副官告知我说，“副司令叫你等候”，直到十一时半才见我。

当时屋内只有他一人，让我同他坐在一起，他侧身双目注视很久才说：“这回要用你了。”我问：“有什么事情？”副司令低声说：“叫你去（行——笔者）刺……你敢不敢？”我说：“叫我刺谁，我都敢，就是不认识他。”副司令说：

“你害怕了吧？你不认识，我先领你认识一下。”我说：“那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人单点。”副司令说：“还有谁可能干呢？”我说：“我们师长（白凤翔）现在也在西安，他可忠心于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