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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的这些情况虽然不是很全面，但还是比较客观、比较真实的，这件事是有那么一点影子的。但因为张学良在郴县住的时间较短，很少与外界接触，加之对他的监禁是严格保密的，所以那位炮兵中校在县城与张的相见，纯属偶然，其他情况他是完全茫然的；而且，他早已脱离了东北军，这时的东北军实际已经被解散，他是孤单的，怎么会去劫狱呢？但特务队的确紧张了一阵子，除了干部会议外，还向全队作了紧急动员。另据张学良的私人医生滕蔚萱谈，这件事以及特务们的策划，张学良当时是不知道的，他身边的副官也都蒙在鼓里，他本来也是不可能知道的，只是因为他与特务队的一个特务小组长较熟悉，是他悄悄告诉他的。他还谈到，特务们曾经暗地里决定，万一有武装劫狱之事发生，他们就把张学良等人统统打死，一个不留。还特别关照他说，你如果听到枪响，不要出来。并一再嘱咐他，此事务必保密，绝对不要向外人透露，否则，我的性命难保。滕医生提起此事，至今仍很愤慨地说：“我想象张学良将军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如他们没有奉到有大权的人物的指示，怎么敢如此胆大妄为？幸亏后来这件事没有发生，若真发生了，那张学良将军还真是性命难保呢！”④

这时，内地处于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继轰动一时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之后，又进行了武汉和徐州两次大会战。中国军队虽都投入大量兵力，广大爱国将士也英勇杀敌，与日寇激战数月，但由于当局低估了日军的决战能力，再加上军事布署方面也存在缺陷，所以徐州、武汉还是相继沦陷，致使南方的局势也紧张起来。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９年Ｉ２月，张学良又移居湖南西部沅陵县的凤凰山。此山距城二里，景色秀丽，张学良早年在此奋笔疾书题写在寺内墙壁上的《自感遗憾作》一诗和他的一张半身军装像，已被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物复制出来，并悬挂在张学良旧居凤凰古寺的送子殿中央，以表达人们对张学良将军的怀念。

张学良初来凤凰山时，除特务队外，还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加强连押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他的监管更严密了。

那时，他整天被关在凤凰山山顶的凤凰寺里，没有行动自由。但总呆在山上，也怪憋闷人，经张学良要求，后来稍稍放松了些，他可以下山了，可以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在附近走一走，看一看。不过，那时，他对松柏苍翠、险峻挺拔的凤凰山的美景并无多大兴趣，倒是乐于到山下的村镇里去察看民俗、民情。他见到老乡，总是热情地打招呼，问寒问暖，关心群众疾苦。在天热的时候，他有时也爱到清澈见底的沅江里去游泳，与乡村的孩子们玩耍，以分散自己的精力，减轻精神上的痛苦。他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直接或间接与他有过一些接触、或帮他做过点什么事的士兵和附近的群众，他总是念念不忘，并以礼相待的。但是，在最初，人们对于这位不明身份的贵客，还是颇有些神秘感的：

“凤凰寺里住了个大人物？”老百姓纷纷议论着。他们想，“贵人福像”，大人物一定相貌不凡，是一个令人见而生畏的人。那知过不几天，大人物下山来了。他走进山下的村子里，这里看看，那里问问，开始人们不敢和他说话，只是痴呆呆的站在一旁哑看。然而大人物却十分和蔼，满脸堆笑，不断地用北方口音的言语给人打招呼。见到年长的，便说：“你这个老头儿干什么去？”见到年青人便问：“小孩子从哪里来的？”没有一点架子，老百姓感到有点奇怪。又见他主动找农民谈话，问眼前这些庄稼是怎么种的，今年的收成如何，这些农具如何使用？等等，他这样平易近人，农民也敢问话，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他笑着说：“我姓张，你们以后叫我张老板好了。”

将军在凤凰山期间，最大的乐趣是钓鱼。然而，钓鱼对他来说又很陌生，好象让他抓条鱼比在战场上夺个城市还难。

凤凰山下那一湾碧澄的江水，舔着凤凰山脚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