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部分(第2/4 页)

当然，也有人说，从１９５９年开始，张学良在台湾已获得“有限度的自由”，对他的监视已不是那么严了，但这也正如汪荣祖所说的，再松弛的软禁仍旧是软禁。所以他在台湾始终是深居简出，很少与人往来的。但在１９６３年夏天，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台北他曾有幸会见了与他们父子均有渊远情谊的沈鸿烈。当时年已八十二岁的沈鸿烈（当年粤奉联盟时，他曾充任张作霖的代表。后任青岛市市长，山东省主席），因心脏病住在台北荣总医院，病室门上挂有“谢绝访客”的牌子，一般是不见客的。但他的这个不成文的规定，竟被一位不速之客打破了。据曾任沈鸿烈部参谋、现为民革成员的宁修本先生根据沈氏之婿宫守义从美国寄给他的文稿整理的文章谈，那次相见，两位老人还都慨叹不已，难舍难分呢！文章说：

一日，随侍家人外出，其婿宫守义奉侍午餐，略事休息，即扶榻午睡。宫守义方阅读杂志，忽闻叩门声，恐扰病者清梦，即急趋前开门相迎，客问：“沈先生在否？”答：“正在午睡。”问答间客已径入，向病榻连呼：“成章！

成章！”来客年约五、六十岁，仪容端庄，服装整饰，身体亦颇健壮。按说对曾任高职之人，纵已离职，仍宜以旧衔相称。沈氏退居后，见者多呼“伯”，“公”或“成章兄”。其婿忖度，来客差沈氏两旬，竟直呼其号，于礼似非允当。又念既肯来访，必是旧契。遂缓步轻声禀达：

“有人来访！”时客已近榻，沈氏侧身注视，未审何种动力，不待扶协，即跃然离榻，握手抚肩，不知所可。俄而蹙额叹曰：“公何得来？又何知我在此？”客答：“（蒋）经国相邀来晤。”既坐，沈氏指客告其婿曰：“此乃‘张副司令’。”由于午睡方醒，语音较低，其婿未听真切，误为“张副师长”。按副师长年、职当属晚辈，今沈氏竟尊如父兄，而两人相见，殷切备至，当时甚为诧异。沈问：“经国怎知我来此间？”旋而又自释曰：“前日曾留一名片。”来客说：“今日为经国初度，饭时告我来此。”沈氏问：“我们多少年没见了？”客未经思索直谓：

“溪口把晤，已二十六年。”其婿忽闻溪口，联想语中经国，又谛视来客面容风度，始晤此人即儿时听说的张学良将军！

随汉公同来之人，入室即静立门侧，缄默自矜。如为汉公随从，应待主门外；为朋友，当介绍入座。既知客为“张汉卿”，始悉此人之特殊身份，及其特殊任务。

汉公先问沈氏病况。继谈及多年来历任公职转折，所言概有所闻，慨叹之情溢于言表。沈氏述及对汉公处境，无能为力，今老病缠身，此生已难为报，言之怆然，悲不能抑。汉公表示生活起居，尚无不便，坚嘱沈老安心养病，勿以为忧……⒄

上述事实，清楚地说明，张学良是个重感情、重友谊、特别是非常讲义气的人，不论是对朋友对部下，他都是满腔热情的。另方面，也可看出，他虽然也可以会客访友，但却总是有人“陪”，有人“随”，对他的“保护”也可说是无处不有时时有的。有人说张学良在台湾是自由的，只是不能到外国去，这是否属实，笔者没有调查。不过，近读张魁堂发表的文章，实际情况与上述说法完全是两回事，我想，结论还是不要下得过早为好。张魁堂谈了这么一件事：

王冀先生曾来过北京。他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研究西安事变史的。他说，张学良住在台北，只有很少几个人可随时去看他。一是蒋经国，他没有当“总统”的时候，曾有时去看望，当了“总统”后就很少去了。一是三张一王聚会，即张群、张大千、张学良与王新衡。还有一个是何世禧。西安事变时，何是东北军五师炮兵营长。以后当过联勤总司令，在台湾是“国策顾问”。一般人要见张学良，先得经过王新衡。王冀先生与王新衡熟识，曾提出要见见张学良。王新衡知道王先生是研究历史的，同意他去但又不敢向蒋经国报告。王向蒋说王冀是王树常（东北军高级将领，曾任河北省主席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的儿子，是教授，研究历史的，想见张学良。蒋经国反问王新衡：“王冀去见张学良有必要吗？”此事告吹。

王冀先生谈到此事时说：“如果张学良罪重，就应该判死刑，既不判死刑，却又关禁了５０年，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傅晶女士写了一本张学良生平的书，她为找一张张学良的近照，去年１０月，去了台湾。以前她曾请求见张学良，结果是泥牛入海，杳无消息，这次，她索性去闯门。１０月２３日中午到了新北投路７０号张的寓所，一按电铃，门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