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第 6 章(第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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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政恐吓完了这两个倒霉蛋，真的拿起了竹简开始教学，他当年师从百家，虽不能说是学富五车，但也是腹有诗书，毕竟，他的工作是皇帝，而不是像诸子百家一般钻研学问。

郤荣和郤华一开始还战战兢兢，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被秦政拿着木棒再打一次，听着听着却也入了神，徐福更是一早便找了个好位置开始听讲了，并且还时不时在竹简上记下重点。

秦政大概是以前从未见过像郤荣和郤华这样不学无术的子弟，他的讲课标准是比照着扶苏来的，在路上的这些时日，足够他将汉朝四百余年的律法，文化等了解的一清二楚，所以，他讲的内容比较高大上，而且和其他的夫子不同。

他直接用事例讲话，而不像其他的夫子要先让这对可怜兄弟去背论语。

秦朝时的法律形式主要有律、令、式、法律答问、廷行式以及程、课等，而到了汉朝，则变为律、令、科。春秋是汉代的宪/法，具有凌驾于人和法律形式之上的最高法律效力——因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讲究礼法并用、德主刑辅。

而且，在法律的严苛程度上也做了一定的修改，比方将黥刑改为髡、钳、城、旦、舂，劓刑改为笞三百，斩左趾改为笞五百，斩右趾改为弃市死刑等等，汉景帝继位后，又在这上面进行了改动，对笞的数量和笞杖的尺寸都做了修改。

秦政看着这些律法，和秦的律法相比，的确有了很大的改进，只是仍有不足，毕竟，这世上的犯罪手法多得是，法律虽然能够在一开始对制法者能够想到的犯罪做出规定，但是却没办法挡住人们的脑洞大开，他和徐妧讨论过这件事，徐妧一听就笑了。

“我们那时候，有一句话流传很广——所有能够赚大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她拿着刀慢慢削着竹简，“人的想法总是无穷无尽的，即便法律已经明文规定了很多东西，但是还是会有人钻空子，或者另辟蹊径想其他的法子来赚钱，制法者能够做的，就是在发现新的违法事件的时候尽快修改法律条例，给犯罪者一个恰当的处置方式。”

他们说着，便讨论起了一件西汉时候的案子，没有亲子的甲在道旁捡了弃婴乙作为养子，乙长大后杀了人，告诉甲后，甲把乙藏了起来，问甲应该被判处何罪。

按照当时的法律，藏匿犯人要受重刑。但《春秋》上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后可以互相隐藏，董仲舒认为家长爱护子女是人之常情，父母藏匿犯罪的子女理应得到谅解，不应受到处罚，所以判处甲无罪。

徐妧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觉得董仲舒的这个判决未免太过偏向伦理道德一些，现代的刑法中，甲已经知道了乙杀人，仍旧窝藏包庇了他，这已经构成了窝藏罪，虽然这个案子的内情没有细说，比如乙到底属于哪种杀人——过失杀人，故意杀人还是正当防卫，也没有说甲在知道乙犯罪后，有没有劝说乙去自首，所以不好判定这个窝藏罪到底要怎么判，但是不管如何，甲还是要被处罚的。

而秦政从秦律的角度来看，杀人是重罪，秦律规定,当事人向官府呈诉,有公室告和非公室告之分，非公室告是指对家庭内部的犯罪行为向官府提出的控告，如果官府不予受理，坚持告发的要受到处罚，但同时，秦还鼓励并强迫人们告发犯罪。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盛行，亲亲相隐这个被孔子写进了春秋的原则一直被主流所认可，到了秦朝，法家盛行，严苛刑法也无法改变亲亲相隐对人们的影响，这就成了一种矛盾。而在两汉期间，因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导致了根据秦律制定的汉律同儒家的精神产生了冲突，于是，从董仲舒开始，春秋决狱之风大炽，也就造就了更多令徐妧不太能接受的案子出现。

秦政在了解了现代律法后，便知道，只要时代不变，亲亲相隐这种事情就无法杜绝，徐妧表示赞同，他们针对律法又谈了很多，现代中的有些律法可以对现有的律法做出改变，但是法律的大方向却是改变不了。

“还是时代的限制，而且，天地君亲师的思想直到我们那个时代才有所转变，但是父子关系之间，仍旧要保持孝顺二字，但是这种关系只要人还以繁衍生息作为延续的方式，就不可能更改。”徐妧最后对他们的话做了一个总结。

秦政承认她说的是对的，但是在有限的范围内也是可以做出一些改变的，于是，他将新的思维讲给了面前的三个小鬼听，他当然不会直白的说出什么亲亲相隐的话，而是将这个案件当做问题提了出来，要求郤荣和郤华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