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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治好病回来。”

她说：“当然，当然，治好病回来。”汽车开动了，她又探出头宋喊：“我好了咱们玩去啊！”

我们挥着手追着汽车跑，喊着：“再见，小红！”

她也喊：“再见！再见！”

我们在家里等她来信。我们焦虑不安地等着她的来信。我和大许话都少了。每天我们去干活都感到很不自然，好像少了一只手，或者少丁一半脑子。每次回到家里，我都产生一种冲动，要到病房去问候小红，或者茫然地收拾起东西来想到那儿去看她。晚上坐在屋里，我们不看书，连灯也不点。我们在黑暗中直挺挺地坐着，想着小红。后来她来信了，她——到昆明就写了信，可是信在路上走了五天。她说她一到昆明就住进了医院，医院里条件很好。她高高兴兴地把大夫和护士一个一个形容了一遍，然后说，马上要给她做血管造影了，是不是脑瘤做了以后就可以知道。到后来她的字迹潦草起来。她说：“我一个人很寂寞。我很想你们，很想很想很想。有时候我想溜回去，不治病了，又怕你们骂我。要是有可能的话，你们来看我吧！哥哥们，来吧！”她哭了，哭得信纸上泪迹斑斑。最后她又高兴起来，不过可以看出是装的，她说昆明这地方很好玩，医院里也很好玩，让我们别为她担心，她很高兴，病好了就回来。最后她很高兴地写上了“再见”。

我们把信看了又看，忽然我想到我们都有两年没探亲了，可以请探亲假。对了，太棒了！这回教导员也捣不了鬼，探亲假是有条例规定的。我们两个飞奔到连部去请假，队长马上就批了我们俩假。我们马上到营部去办手续，结果碰上了教导员。他拿过队长的条子，阴阳怪气地说：“你们都是连里的壮劳动力呀。一下走两个是不是太多？一个一个走吧！回来一个再走一个。”这家伙多缺德！咳呀，去你的教导员！我们一个一个走好了。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人去安慰我们的小红。我先走，一个月以后回来，大许再去。我们谁也不打算回家，就想到昆明去陪着她。我就要走了，又接到她的信。她抱怨说：血管造影好难受啊，然后说脑瘤已经确诊了，只是长的位置不好，昆明的医院不敢动，所以给她转到北京的医院，她已经买好车票，就要走了。她让我们想办法到北京来，她也想到我们可以请探亲假。她说：“我想起来啦，你们可以请探亲假！我一想到这个心里就安静多啦。我们一起回家去。”

我赶紧动身。大许写了信交给我。我乘汽车走了。分手的时候关照大许要经常写信。

在路上我遇上一些不顺利：在保山等了两天车，在昆明又买不到直达的火车票。结果用了半个月才到北京。北京当时寒风刺骨。我下了车就直奔小红家：他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在。他们家看来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书很多，她爸爸是个秃顶的小老头，人很开通，妈妈也很好。她哥哥挺像她，我一见了就喜欢。我一下闯进去，他们都吃了—惊，问：“你是谁？你找谁？”

我说：“我是邢红的同学，我姓王，从云南来……她现在在哪儿？”

他们马上就知道了：“噢！你是小王。她常念叨你。小红在医院里，她才动了手术。手术很顺利，瘤子在做切片。请坐吧！我们正要去看她。”

我也没有坐，立即同他们一起到医院去看小红。她脸色苍白，瘦多了，可是一看见我就猛坐起来，高兴地大叫：“小王，你来啦！我等你等坏了。我接到大许的信了，我一直在等你。我动了手术了，我就要好了！”

后来我就天天陪着她，那会儿医院也乱，什么探视不探视的，我每天都很早就来，很晚才走。她的身体渐渐好起来，常常要我陪着她到院子里走动。才来的时候我特别迂，连给她剪趾甲都不好意思，后来我也不怕了。我常常给她裹好大衣，搀着她到院子里去。护士们有时瞎说，说这小两口多好，我们也不理她们。

我走的时候天气开始暖和了，小红的身体也更好了。可是我发现她爸爸和妈妈神色都不正常。但没有放在心上。我懂的事情太少，一点也不知道切片有什么重要性，我只看见她好了。大许又偷偷来信催我回去，他要来。于是我就回去了。小红的哥哥送我上火车，他心情不好。我问他怎么啦，他说是他自己的事儿。我开头一点儿也没疑心，可是火车开走的时候他忽然扶住柱子痛哭起来。这不由我不起疑。

果然，我回到云南以后，大许正准备动身，我们忽然收到小红一封信。她说她的病重了。病得很厉害，也许不会好了。她说，她感到出了大变故，很可能瘤子是恶性的，它还在脑子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