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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埋怨我妈说：〃当年，要不是你闹着要去看电影，我怎么会撞到厂长？〃

我妈说：〃你自己笨。在仓库里看见了裙子奶罩，还非要去看个究竟。你不会跑开啊？〃

我爸爸说：〃奶罩上又没写他们的名字，我怎么知道又撞上了厂长？〃

我爸妈要是拌起嘴来，简直是无休无止。趁这个功夫，我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假如让我去搬一辈子的原料桶，从一九九三年一直搬到二○三三年，在这四十年里我每天搬一百桶原料，每桶原料重六十公斤，刨去星期天在家休息，我这一辈子就得搬动七万多吨重的东西。距离倒不是很远，也就几十米。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就是把一幢大楼挪到了街对面。这个结论无疑是很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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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了安全科的教育，其实并不怕自己被炸死。倒B说了，被炸死是一种概率。看了展览室里的死人图片，人会产生两种错觉，一种是觉得自己明天就会有类似的遭遇，如我的化学课代表；另一种是觉得这事情横竖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比如我。我坚信此生不可能被炸上天，然后再一片片地落下来，我认为自己会老死在某一张病床上，身边有我的儿子孙子重孙子，我既不可能是烈士也不可能是案例，我的照片绝无可能出现在全国的化工单位里。但是，另一件事情像梦魇一样缠绕着我：假如我被分配去做一个搬运工，那就没有任何概率可言了，这七万多吨的重量就是我的宿命。

后来我爸爸说，搬原料桶，如今都是农民工干的事情，绝对轮不到我这个拥有正宗高中文凭的人来做，这叫人才浪费，国家对此非常重视的。我爸爸拍了拍我忧郁的后脑勺说：〃放心吧，你起码也是个钳工。〃

其实，我爸爸还是不能理解一个悲观者的想法。我把这件宿命的事情想明白了，就知道，即使我做了钳工，也就是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让几万个水泵起死回生。我当营业员是一辈子数人民币，当科员是一辈子看日晷，当工程师是一辈子画图纸，都没什么意思。我这个想法不能说出来，因为实在太无趣，无趣得简直想去死掉算了。

对于工种问题，有必要再解释一下。工厂里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干部，一种是工人。在工人看来，干部是从来不用干活的，其实不是这样，比如宣传科要出黑板报，工会要安排文艺活动，财务科要做账点钱发工资，这些其实都是劳动。但在工人看来，这种劳动因为不消耗卡路里，所以迹近狗屁。尽管如此，工人还是羡慕科室里的干部，道理很简单，没有人天生喜欢体力劳动。

工人之间也分等级。以倒三班为界线，凡是需要倒班的都是傻逼，凡是上白班的都是牛逼。化工厂的维修钳工就是上白班的，这种人既看不起干部（认为干部不劳动），同时又看不起倒三班的操作工（认为操作工是傻逼）。

那时我还没有进工厂，只觉得做钳工没意思，从字面上解释，这种人每天拿着老虎钳跑来跑去，身短脖子粗，胡子拉碴一身油污。这当然是工人阶级的典型形象，是最先进的阶级，可惜九十年代这种形象已经分文不值了。我爸爸急了，说钳工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工种，退休了可以摆一个修车摊子。他说过一百遍，修车修车修车。我说：〃爸爸，我要是退休了就天天打麻将，修什么自行车啊？〃

我爸爸说：〃学一门手艺，混饭吃，懂不懂？〃

在我正式成为钳工之前，为了纠正我好吃懒做的恶习，我爸爸带我去拜访了家里的一个堂叔。据我爸爸说，堂叔十六岁出来学生意，干了三十年的钳工，两只手都变得像老虎钳一样，随时都可以掐死人。这种描述很恐怖，我爸爸可能没想到，假如我有一双老虎钳一样的手，他是不是还能那么顺利地扇我耳光。正所谓病急乱投医，他为了让我安心做工人，什么招都使上了。

我堂叔家住在戴城的西区，此地从乾隆皇帝那一代起就是贫民窟，两百年过去了，差不多还是老样子，放眼望去，全是用毛竹和油毡布搭起来的棚子。这种棚子点火就着，小风一吹能烧出二十里地。我堂叔就住在这个地方。那天我爸爸带着我穿过贫民区狭窄的道路，绕过几条小巷，经过了一个淌着黄水的公共厕所，在一间黑擦擦的房间里找到了我堂叔。他们家简直就是一个钳工窝棚：椅子是钳工班里焊成的铁椅子；桌子是钳工班里厚重的工作台；电风扇是工厂里的老货，只有风翼没有罩子的台扇，随时都能把手给削掉的那种。唯独那张床，是一张红木雕花大床，古朴苍凉，看起来像是我们家清朝的祖宗传下来的，但我爸爸说，那其实是我堂叔在六六年从别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