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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们说：“烧了。”

长脚说：“我保证不躲了，你们把资料还给我。”

师傅们说：“烧了。”

长脚拿起一把扳手，说：“去你妈的，还给我！”

师傅们说：“烧了。”

长脚操起扳手，举到空中，那样子好像是要行凶。这个动作要是由我来做，师傅们早就逃了，可惜，长脚太缺乏威慑力。师傅们瞪了他一眼，然后把帽子都摘了下来，把脑袋凑到扳手下面，说：“往这儿敲，你敲一下，我就工伤半年。”长脚看着那七八个脑袋，首先，他不敢敲，其次，他也不知道该敲谁好。扳手最终敲在了师傅们的棋盘上，那些棋盘都是钢板做的，用刮刀在上面画出格子，扳手只能敲出一声巨响，以及一串火星。师傅们哈哈大笑，长脚放声大哭，往河边跑去。

那天我和小李在管工班门口目睹了整个过程，连师傅们烧书也看到了。有个老师傅说，管工班的师傅很厉害，当年造反搞武斗，他们拿着长枪（其实是一根两头削尖的管子）攻打图书馆，把整个图书馆都烧了，长脚那几本破书算个鸟。

长脚虽然窝囊，但还是我们的结拜兄弟，我和小李跟在他身后，一直追到桥上。长脚趴在桥栏杆上，对着河中的货船掉眼泪，喉咙里发出呃呃的声音，好像要噎死过去。我们怕他跳河，就抱着他的腰。我奶奶说过，撞墙抱头，上吊抱脚，跳河抱腰，都是拯救自杀者的办法。长脚却不肯离开，双手抓住桥栏杆，双脚抵住桥沿，好像一张弓一样被我们拉开，这就更不能放手了，因为一松手就会把他弹到河里去。最后小李把手伸到长脚腰眼里，点了一下，他就松了劲，我们把他扛到街上，长脚坐在马路牙子上，像个女人一样啜泣。

我和小李一左一右护住长脚，防他再跳河，长脚脸上哭出了深一道浅一道的泪痕。路过的工人对我们喊：“路小路，李光南，你们俩又欺负长脚！”

长脚哭够了之后，对我们说：“我要辞职！”

“去哪里啊？”

“不管去哪里，我就是要辞职。”

“可是你去哪里呢？”

长脚说不出来，我们也说不出来。九三年，坐在河边，河很宽，河水是黑色的。去哪里这种问题是不能想的，假如我去想，就不免要问再自己，我从哪里来？我是谁？这他妈不是一个电工该想的问题。长脚是不可能辞职的，他只会做管工，我甚至还不如他，我只会拧螺丝拧灯泡。后来厂里跑出来一个车间管理员，指着长脚说：“长脚，修管子去！”长脚已经哭累了，只能站起来，老老实实地跟着他走了。我坐在马路牙子上，点起一根香烟，等烟燃尽了，我拍拍屁股，和小李一起去换灯泡。

我曾经问过小李，你技术不错，又很年轻，为什么不到三资企业去撞撞运气。小李说，三资企业管得很严，动不动就被开除掉，国营企业虽然操蛋，但它不能开除职工，除非你真的去打车间主任。

我那时候对三资企业没什么概念，只知道是香港人、台湾人以及外国人开的厂，至于它们和国营企业有什么区别，大概就是工资比较高吧？小李给我算过一笔账，在糖精厂，我们一天干两个小时的活，其余六小时闲着，在三资企业一天马不停蹄地干八个小时的活，工资却不会高出四倍。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后来我遇到个高中同学，他在一个韩国人的厂里做流水线，他说，一天至少干十个小时，连小便都要登记挂号。

九十年代，戴城开发工业园区，到处都是土方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这些土方车从农田运来泥土，把另外一些农田填平，造厂房。六根说，他们村里来了一些穿西装的人，说是免费给农民挖鱼塘。农民开心死了，养鱼比种地挣钱。于是挖土机就开进了村子，日夜不停地挖鱼塘。六根的爸爸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家的菜地全都变成了四方形的大坑，足有三米深，掉进去根本爬不上来。等到他爸爸回过神来，已经晚了，他们家的房子仿佛耸立在一座山丘上，四周全是深坑。下过雨之后，他家就成了个孤岛，得坐在木桶里游出去。六根爸爸没办法，只好放了鱼苗来养。有一天，村里的小化工厂放污水，鱼全死了。

六根家的菜地，最终变成了工业园区的地基。我们嘲笑他：六根，你家好大的游泳池啊，可惜全是深水区。

那时候，戴城的工业园区，据说是新加坡投资的。全市的干部群众都很紧张，新加坡人就要来了。我以前不知道新加坡，据说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