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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毒酒案”。大部分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只提到了朔州，而对毒酒的产地文水县只字未提或提之甚少。一时间，人们谈山西酒色变，朔州生产的酒更是首当其冲，因为人们从事件报道中，已经把朔州和毒酒划上了等号，朔州的酒类销量从此一蹶不振。“朔州毒酒案”后来演绎成“山西毒酒案”。事件发生后使得朔州所有白酒企业几乎全部陷于停顿，甚至山西的名酒“汾酒”、“杏花村”等，也销量大跌。全国白酒行业曾一度掀起了倒晋风波。 这种以毒害发生地点命名的大规模报道给朔州当地的酿酒企业带来严重影响。三禾酿业作为当地最大的酿酒企业，受害也首当其冲。据介绍，该事件发生当月，全国各个地方的经销商纷纷向他们退货，山西省内朔州境外的酒商也开始把整箱整箱的三禾酒送了回来。在1998年以前，三禾已经固定地建立了2000多家经销客户，销售网络遍布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多个省、市、自治区。但1998年的事件发生以后，1500家经销商立刻与三禾中断了全部业务关系。三禾生产的白酒几乎是不带拆封地退了回来，三禾业务员本来是推销酒的，但是那一段他们东奔西跑，却是天天忙于退货和索赔，他们的工作变成了把退的酒带回来，再负责把酒给倒掉、烧掉、销毁掉。那会儿，三禾的业务员都是含着眼泪回家，看到自己的酒被销毁掉，常常是号啕大哭。三禾当时的销售近乎停滞。 三禾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渐渐淡忘，并从1999年开始就打算把市场再做大，走出朔州乃至山西市场，不过令人担心的一幕屡屡上演，别人只要一听是朔州酒，连想都不想就走了。 身为三禾公司董事长的齐游中介绍，在北京通过一个朋友牵线搭桥，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大客户。我们谈了很久，我给他详细地介绍和推荐了我们的产品，他也仔仔细细地考察了我们的产品，最后他笑着对我说：“齐总，你们的产品，从包装到质量，都没什么可挑的了。”当时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要知道，这个合同一签下来就是一个30多万的大合同啊！可是，没有想到在不经意间，他发现了我们的包装上印着“朔州”二字，那位客户马上变了脸，说：“对不起。齐总，这件事难办啊。要知道，你们朔州的酒，是卖不出去的，我们绝对不敢要。” 几年来三禾屡屡试图扩大市场，屡屡因为“朔州”两个字无功而返，齐游中决定把这个黑帽子摘掉。既然朔州是毒酒事件的受害者，为什么要用“朔州毒酒”命名呢？毒害事件为什么要用发生地命名，让受害者“流血又流泪”呢？解铃还须系铃人，媒体是这次事件命名报道的传播者，那么要为朔州酒业正名也需要媒体来完成。 京城喊冤，为己正名 2002年2月4日，山西朔州三禾酿业有限公司专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媒体见面会。在会议上，齐游中向参加会议的记者提出这个非常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毒害事件该不该以发生地命名？”。 会上，三禾公司董事长齐游中表示，他们要“讨个说法”。他大声疾呼道，4年前的“朔州毒酒案”，使公众的认识产生了偏差，把“朔州毒酒案”误认为这些毒酒就产自朔州，朔州的酒就是毒酒。一夜之间朔州的酒业几乎濒于崩溃，致使整个山西的酒业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凭什么让受害者替造假者背黑锅？” “‘朔州毒酒案’是个极为严重的事件，但是过去谁也没有严肃地去思考事件命名的问题。我认为，事件的发生地往往是受害者，是无辜的。受害者已经流血了，就不要让他再流泪了。对于一个事件的界定，我认为应该是根据其制造者来命名，我们应该让事件制造者接受惩罚，而不是让受害者背上恶名。那种习惯性的冠名方法是绝对不可以的。像这次，朔州明明是受害者，但事件定名却是用的朔州。结果，我们朔州的酒业大受伤害。如果把事件定名为‘文水毒酒案’，我们就不会这么惨了”，齐游中发言说。 齐游中分析认为，“我们还希望媒体和消费者要划准事件发生范围，比如这次的事件，造假酒的原本只在文水，但后来就说到了朔州，最后直至全山西，好像山西的酒都是假酒一样。我们山西5000多年的酿酒史，怎么会都是造假酒的呢？我还希望消费者能够提高消费判断能力，不要人云亦云，尤其不要存在消费歧视。” 对于媒体的命名，三禾直截了当地认为，这样的情况发生，媒体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造成了我们今天这个局面。山西省有130多个市县，作假的文水距离朔州350多公里，明明是那里造的假酒，却让我们承受压力，太不公平了。希望媒体今后能考虑到这些因素，不要再不负责任地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