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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张维迎教授分析过中国转轨过程中实际腐败增加的五大原因：

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越来越难。

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

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

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我们希望政府从弱化不必要的公共权力入手，学一学武则天的“节俭和诛杀”，提高法检威慑力，尽全力减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让倡导了上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公平、正义重回我们的和谐社会。　txt小说上传分享

智者居“上”又如何？

智者居“上”又如何？

“迪康”曾像所有的追星族一样，追过有大师之誉的深圳大学老师，当时三十多一点的下伙子余明阳。

1987年，我们从德阳追到绵竹，在从绵竹追回德阳，最后终于把余老师请到了会议室。

余老师给我们上了半小时的课。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贤者居上，能者居中，工者居下，智者居侧”。

听了这话，我给曾总开玩笑：“曾总，我没有位置了哈”。

是啊，的确只能居侧。

智者，倾听太多，伏案太多，沉思太多。所谓习惯决定性格，霸气、杀气就会越来越少。按照国内比较常用的管理模式——泰勒式管理以及党政机关习惯的管理思路，这种人被认为“劈不倒邪”、“镇不住堂子”，因而居中不行。从我的经验来看，也是如此。“老洪，交几个秀才给他，还可以带一带，要让他管‘杂痞’，不得行”，所以希望集团刘总裁夫人李巍说：“小洪放到适合的岗位就是人才。”

当然，居上就可能也有问题。一般来说，居上者无非这么几种人。

一、办事公道，一碗水端平，帮老板当好家、看好家、守好家。需要忠厚，最好是“愚忠”。

二、善于协调各种矛盾和关系，使之形成团队合力。

三、有号召力，善于鼓舞斗志。

四、做事精明，善于“诡”道。

咋看起来，我可能算其中某类人，因而有时也曾高高在上。

为什么“也曾”、为什么“有时”呢？

说到底还是你在老板心目中是智者，说白了“智者”一般不往实惠的岗位上放，让你越纯洁越好。决策者希望你多作调研，出谋划策；决策以后，希望你最好靠边，旁观者清嘛。

所以企业策划主管有个“三年魔咒”：第一年你是公司请的军师，第二年点子少了、旧了，没有什么激情了，权且当师兄弟，第三年居然还学着“贤者”的样子偶尔摆摆谱，像工者的样子发发牢骚。

该走了。不走，你生气我也生气。老板一般不会受气，除非有新的项目需要你这个军师。

试想，如果老板和智者之间是这样一种“召之即来，呼之即去”，还有诸葛孔明和鲁子建吗？

怎么解决，余明阳“智者居侧”似乎说得过去。就像我由“洪策划”变成“洪老板”一样，签起合同干，给钱出点子，不给钱吹空龙门阵。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咱们那帮不计个人利益，有点“臭”的策划人已经不好找了。

签起合同干就干得好吗？成都房地产项目与深广沪所谓的策划大师签的合同还少吗？要么水鸭子般浮在面上，要么蜻蜓点水，要么老板用了人家的智慧不认账。结果弄得老板们赤膊上阵，甚至还有老板自己兼任“策划主任”的。

可笑之极，岂不知术业有专攻。就像我私下埋怨老板：“改那么细干啥子嘛，改得颠三倒四的，鬼才读得懂；你跟我比写文章，下辈子吧”。

智者居上不可能，居中也不合适，居下人家不愿意，居侧效果又不好。那么，智者不是没有位置了吗？

知识经济时代，智者没有位置，岂不怪哉！

2001年我在“洪顾问工作室”宣传册的封底手书了一句话也许是解决这个二难问题的办法。

“策划不是一套方案，而是和决策者交流的过程”。

和决策者交流，一直交流，像诸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