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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姓刘，名冬妹。我隐约记得小时候在家里见过“吴刘氏”的字样。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我母亲的姓名会是这样用过的，因为那时普遍如此。然而从五十年代开始直至六十年代中期，我母亲“刘冬妹”的名字每月必定由邮递员送来一回，那是母亲从上海寄的汇款单，上面写着我父亲“吴承李”收。我在《尴尬的父亲》里交代过，我的母亲由她的亲戚介绍到上海去做工，自己节省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每月寄一些钱让家中六口人度日。父亲由于自己思想上与身体上的原因，把公家给他安排的就业机会推掉，从此做了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但全家人日常生活的担子，却是他挑在肩上的，那时家里有五个人上学，两个中学，三个小学。到母亲从上海退休回家时，家中只有我和弟弟仍在上学，然而第三代人又出生了，家务这副担子，并未减轻，遂由母亲接过来，放到了她的肩上。算起来，有十五年之久，在社会角色上，母亲与父亲掉换了一下女人与男人的位置，变成女人打工挣钱，而男人操持家务。

母亲从上海寄回家的钱是三十元，这在母亲是尽了最大努力，然而摊到全家每人生活费则仅为五元。当时一个家庭贫困的中学生可从学校申请到的助学金，可以达到七元或更多一些，这个钱，足够该生在学校食堂一个月的伙食费。这样，我们全家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在七元这条基本线以下。我哥哥和姐姐在省泰中上学，他们是否申请过助学金，我没印象了，可能申请过，以贴补家用；但我自己，好像是没有，也许申请过一回，后来是没有再申请。小时上学，收费极低，以现在的眼光，那简直不算钱，然而每逢开学，父亲还是拿不出在生活之外的这些钱来，总要拖着，陆续才能交全，那种窘境，想来很难受。后来，我姐姐考上北京医学院，我哥哥考上南京师范学院，而我另一个姐姐又被南京体院看中，他们就不再要家里负担了，家里只剩下父亲和我以及我的弟弟，三个人的日子要好过多了。几年之后，姐姐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工作，每月给家里寄了钱来，这样，家里的日子，再不用发愁。普通百姓，从旧社会到新中国，一步步这样过来，从没有希望，到有了希望，逐步得到了改善。这在我，是刻骨铭心的。

因此，至少我和我弟弟从小与母亲的接触，比起那些依傍着母亲长大的人，是少了些或少得多。即使我的哥哥姐姐，也是他们正在读中学时，母亲就为了一家人的生活而不能留在他们身边。如今想来，这在我的母亲，是何等的伤心和决断啊！

我记得，有一年母亲从外面回来，其时我和弟弟似乎还不懂得与妈妈亲近，但心里是有那种自然的愿望的。某种迟疑与生硬是幼小以来长期没有接触母亲的缘故。我母亲把我们两们拉拢到她的身边，说，靠一起来！我们就那样与母亲靠到了一起。我们心里确实是懂得一切的，然而我们一时还不能完全克服一种障碍，我们在心里不断告诉自己，这是妈妈！

几天之后，母亲又回上海做工去了。我和弟弟二人在家里哭。我年长些，想到哭也无用，先止住了哭，然而弟弟到底小些，他依然哭个不停。我叫他不要哭了，他跟我生气，我只好让他哭够。

那时我的姐姐与哥哥都到外地上大学去了，家中父亲之外，只有我和弟弟两个小的，我母亲可能是出于一种不放心，特地从上海抽空回家来看我们一下的吧。

随着我从少年成了青年，我对身边琐事，有一种更不关心的态度。母亲怎么从上海退休回家的，似已不记得了，记得的是母亲怎么张罗着托人给我们的大哥找对象、让他结起婚来。

陆续地，我听说了我的母亲多年来在上海过的日子。她只是一个工人，收入不高，寄回家的钱是她的收入的大半，剩下的钱只够她每天中午在食堂里吃一个青菜汤，以至于“刘冬妹的青菜汤”在单位上出了名。她还要省下钱来应付必要的人情，因为上海亲戚多，有了什么事，虽然总是关照她不要出人情，但她却总是一礼不缺。为此成了我的上海的大姐一直讥嘲她、其实也是为她心疼的话题。

在“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的年代，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干涉我，我向东还是向西，是我自己的事情。也许，他们没什么文化，是最普通百姓，不懂与这种“关心”所不同的更高深些的道理吧。但我的母亲那时似乎多数时间是在外地的，在我的上海与无锡的姐姐那里帮着照应。一九六八年冬，我作为中学生插队到农村去，我记得家中仍是我的父亲在操持，母亲仍在外地姐姐家中。父亲从哪里找出一只旧箱子来，送到外面去上了漆，又扛回来，我就带着这只衣箱，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