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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必须承认孔子讲过“仁者必有勇”这些话。但对于如何去勇，孔子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系统。《孔子家语》中记载担任了鲁国司寇的孔子为了维护“礼”，而下令斩了齐国俳优侏儒（即小丑，滑稽演员）至于“手足异处”，下令诛鲁国大夫少正卯“于两观之下，尸于朝三日”，这该是他“仁者必有勇”的具体表现，就是挺身而出，敢于担当。我们要学这个“勇”，就要把孔子的“仁”，换成我们的内容。所以我们对于孔子，如果要有所继承，就不能不是“抽象继承”，因为孔子的与“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联系一起的“礼、仁”，离我们是太遥远了。

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先生著《武士道》一书，认为其武士道的敢死精神的重要来源是孔孟之道，这说法不免令我们吃了一惊，于是回头来找，果然发现了孔子说过“仁者必有勇”这些话，孟子也有“威武不能屈”这些话，都是确实的，日本人“抽象继承”了去，而我们似乎把这些丢在了一旁。我们理解的孔孟之道里好像主要不是这些内容，而似乎只是顺从、懦弱，也似乎是特地“忘记”了这些内容。

那么，我们是何时特地“忘记”了的呢？依照鲁迅和闻一多的分析，时间上是宋元以来，这样误导我们的人是宋元以来的儒士。我们可以举出的一个证据是程子。朱熹的《孟子序说》中引用的程子的话说：

“孟子有些英气。才有英气，便有圭角。英气甚害事。如颜子，便浑厚不同。颜子去圣人，只毫发间。孟子大贤，亚圣之次也。或曰，英气见于甚处？曰，但以孔子言比之，便可见。且如冰与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也。”

可见，这程子，便是抹杀孔子的“勇”，而大力推崇“温蓄”的一位，让我们的国民精神朝着懦弱的路上走。程子被尊为宋代了不起的大儒，配享孔子，于是，从此孔子就这样被包装和利用了，如果说他原也就不无这一面，那么这一面是被强调出来当成了全部。对于“这份珍贵的遗产”，我们究竟是从哪一面去“承继”呢？我们是转过来从日本人那里取法呢，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程子、朱熹？

在汶川大地震中，既产生了许多“仁勇”的英雄，从成人到孩子都有，也出现了“求生以害仁”的一位为人师表的教书先生，他在丢下学生不管、只顾自己逃命之后，还振振有词说出一大篇不仁不义的混账话来。自己不愿在地震中受害，作为教师，也应当或更应当不愿孩子们在地震中受害，但他只顾自己先从教室里往外跑了。若是孩子们就因为他的失责而遇害，他能说自己问心无愧而且没有责任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王道”，这一“仁心”，这一“人性善”，他一点儿也没有做到，要说他做到了，是谎言，要说他为自己的辩解是对的，则是甜药。但他或别人如果反过来叫我们对他“恕”，“不念旧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解他、原谅他，乃至于还要肯定他，要不然就不“温润含蓄”、不“普世”了，这时，孔子的这种“忠恕”之道，也就是“王道”，难道可以这样“与时俱进”吗？那么，难道就要对这位先生怎么样么？这就要看后果了，学生后来幸而跑出来未受教室楼震倒之害，与学生竟就因先生这一不告而先跑失去了逃生的机会，这两种情况当然是不一样的，对于这位先生，前者是在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的范围，后者还应加上要接受一定追究与惩处。但这样，是不是就不“王道”、不“忠恕”，不“仁义”了呢？想来确实如此，不免使人感到为难。那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就不能忘掉孔子也有“仁勇”，他倒是该咋样就咋样的，比如他“斩”了齐国的俳优侏儒与“诛”了鲁国大夫少正卯，那种“大义仁勇”，我们不该佩服吗？至于他“诛斩”得对不对，我们不讨论，我们把那些历史内容“抽象”了出去，只留下“大义仁勇”为我们所用。所以，我们对孔子可以这样“抽象继承”，但应当结合我们自己的时代内容，比如，《义勇军进行曲》，这“义勇”二字，不就可视为从孔子那里“抽象继承”过来的么？（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这样，孔子（还有孟子等一切先贤）就永远是不错的。然而，我们这样“抽象继承”，那位先跑的先生（依孔子的话，他就是“有勇而无义”，至于他原属“君子”还是原属“小人”，就且认他原属“君子”吧，因为他是教书先生嘛。），以及为他跑出来之后所说的混账话叫好的人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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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盐案》提纲

（根据本人小说《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