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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嘉纪认为自己本来能做管仲乐毅这样大有作为的人，这几乎是诸葛亮式的宏大抱负了。这个大志写在哭他的老师的诗中，不是随便的，因为他的老师本来曾这样寄希望于他，可是一切都被清灭明的现实打破了：“管乐成虚愿，荆高匪我俦。放歌悲失鹿，蹈海看闲鸥。门巷青蒿塞，江河落日流。师亡吾已老，壮志复何求”。其“虚愿”二字，说明着老师对他的希望和他自己的大志；而“荆高匪我俦”，是说像刺客荆轲高渐离那样去与清朝硬拼，是不适宜的；至于“放歌悲失鹿”，则明明白白指着清灭明这件事。这样，他只有“蹈海”，隐居海滨乡野的草庐，守着贫穷，写着他悲冷的诗篇。

第二个方面的“志”是写诗。吴嘉纪对于作什么样的诗，有他的理性考虑。在《赠别李艾山》诗中，他指出“时俗昧其本，纷纷竞词华”的不良诗风，认为这样写出来的诗如同“蛙鸣”一样。有责任的诗人当有孤高独立的精神，让诗歌回到“正始”，也就是回到《诗经》的现实主义之路上去。吴嘉纪的诗歌之“志”，在他的时代，特别可贵和正确。在这方面，他是自许的，他说“李杜韩苏后，吾曹气颇雄”。

（关于“正始”一词，歧说无非二类，一为实指，一为虚指。实指者，即指魏废帝曹芳的年号，在文学史上习惯以正始文学泛指魏末晋初的文学及其风格，彼时文人避祸，谈虚言玄，不议政治，诗歌也就不言忧患民生，而写个人幽思，告别悲凉慷慨，转向旨深意晦。鲁迅与正始年代有某种共鸣，其小说《狂人日记》以及一些杂文，即张扬阮籍嵇康式的独立人格与深思雄辩的力量。

上述实指，人皆言之，我觉得还有虚指，是指“正始”一词的多义性，如引申义、比喻义等，比如，高凤翰《砚铭》说，“上井田，下秦玺，破阡裂陌，赢失其理，吁嗟文亦有正始”，这里的“正始”是指政治上的正统。清代《白雨斋词话》卷八之六五说，“自乾嘉以还，追踪正始者，时复有人，是衰者可以复振，亡者犹有存焉者也”，这里的“正始”，似指“文以载道”的正统，含文学现实主义精神。）

吴嘉纪认为作诗还要汲取陶渊明的清淡与真纯。“陶潜重其腰，慷慨归乡井。有田须自耕，举室无宿廪。吟咏喜身逸，辛苦逢岁稔。酒熟秋气佳，黄花秀挺挺。茅檐聚素心，言笑到酩酊。客去枕肱卧，梦寐优游甚”。这样的生活态度，正适合他的情况，所以他推崇陶潜。他在《与仔靖弟》的诗中说，“时俗攻文艺，腐气销清真。悠悠三百年，章句困煞人”，他主张“清真”，他认为真纯自然的文艺精神，被三百年来的“章句”也就是八股气销磨殆尽了。

前人指出，吴诗“不得指为何代何体，要自成其为野人之诗”，就是说，吴嘉纪上承《诗经》开辟的传统，又在继承中有了发展，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陋轩诗》的艺术特色可列出这样几条：

1，比杜甫既有所不足也有所深入的现实主义。杜诗被称为诗史，因为他的诗篇紧密关心着当时唐朝内乱之下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吴诗由于诗人生活于海滨一隅，因此诗篇内容不及杜诗广阔，但因为诗人自己就是无数穷民中的一个，他的诗篇表现这一隅人民包括他自己的穷困生活，也更为深入更为细致。

2，取法陶诗的清真而扬弃陶潜的飘逸。吴嘉纪像陶潜一样隐逸到了乡间，但陶潜虽然种地，虽然与野老共饮，但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野老穷民莫测高深敬而远之的，吴嘉纪有时也想达到这样的境界，但终于无法有这等的飘逸轻松，他的家世与本人的地位处境，以及他的人生抱负，都与陶潜有着不同，他是不能也不必跟陶潜一个样子的。

3，吴嘉纪诗篇从他立足的一隅，提炼出了只属于他的诗歌意象，形成了只属于他的诗歌内容，以及只属于他的诗歌风格，这一切，都带有鲜明独特的地域自然特色和文化特色，任何别的诗篇无法取代。

4，吴诗以白描为主，他的诗篇描绘出了一幅幅悲凉凄惨惊心动魄的图画，这不是用典所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