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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末，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　。因此，建文帝对僧道占田也做出了限制。建文三年（1401年）七月，下令“每僧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费，馀田入官，均给平民”　，也无疑是一桩爱民之举。

建文帝受攻击最甚的莫过于变更祖法，更改官制了。

朱元璋为控制中央大权对政治制度做了多次调整。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罢中书省，废丞相，升六部秩以分相权，“事皆朝廷总之”　。朱元璋戒谕子孙：“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建文帝不顾祖训严禁，以齐泰为左丞相，黄子澄为右丞相　，“阃外事一以付泰”　。这在维护旧制，视祖训为神物者看来，自然是大逆不道了。朱棣提出“悉复皇考之旧”，“纲纪政令一出于天子”　。这不仅是为借助于保守势力，使篡权师出有名，也是为了维护专制主义皇权。

改官制，终建文四年一直没有间断。有些官制的改变无关紧要，意义不大，或仅仅改变了名称。但有些改变，则是深有用意的。朱元璋升六部秩，而六部尚书仅二品，这是除宗人府官和公孤傅保以外文臣的最高品级，其目的是压抑大臣，以保证纲纪政令一出于天子，“天子之威福无下移”　。他所需要的是封建帝王的家奴，这些家奴可由皇帝任意处置，从罢黜直到廷杖至死。朱元璋所开创的廷杖，使大臣的身心遭到肆意的摧残和污辱。所谓“血溅玉阶，肉飞金陛”，“君之视臣如狗彘”　。史仲彬、楼琏曾以“安静祖法”为言，反对改官制。建文帝在楼琏的奏疏上批道：“此正所谓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低于五府耶？祭酒犹在太仆下耶？假令皇祖而在，必当以更定为是。群臣勿复言。”　他不满于六部尚书低于五府官，祭酒反低于皇帝的养马官，至少要他们地位相等。这一方面提高了文臣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他无意把权力控制得太死。他倚重大臣，放手让他们去做事，尊重他们的地位，这与朱元璋的极端专制主义是大相径庭的。朱棣在致李景隆书中曾说：“祖训云，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不许立丞相。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今虽不立丞相，欲将六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天下之人，但知有尚书齐泰等，不知朝廷。”　这段话生动地说明了建文改制的情况和建文帝与朱元璋、朱棣对待大臣的不同态度。

洪武时，王府官的地位更低。他们不过是亲王的家庭教师和办事员。建文帝增设王府官，规定宾友教授进对侍坐称名不称臣，见礼如宾师　。方孝孺说：诸藩“尊崇之极，而骄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势卑，不能矫其失”，“天子慨然为深长之思，增立辅臣，重其职任，俾咸知尊贤取友，以成令德”　。限制宗藩骄泰，提高文臣地位，相辅相成。

建文帝屡诏求言，并能责己纳谏。一次，建文帝“偶感微寒，视朝稍宴”，监察御史尹昌隆上言规谏。左右曰：“以疾谕之。”建文帝曰：“不可，直谏难闻。”于是下诏：“昌隆言中朕过，礼部可颁示天下，朕亦用自警。”　又一次尹昌隆劾执政大臣曰：“奸臣专政，阴盛阳微。”执政恶之，故贬。建文帝曰“求直言以直弃之，人将不食吾余”，命复原官　。甚至，有两个宫人在宫中殴哗，建文帝也以“一宫未齐”，“悱然感愧自责”　。这种作风，与朱元璋相较，真有天渊之别。这样，建文帝把以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