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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定会向下宣布，师长要亲来做我们的预备队，官兵听了，又该如何激动，一时斗志如虹，有似二十余只猛虎，一涌收复失地，亦即激励斗志，最有效方法。

培育官兵旺盛斗志（2）

第三种敌人为友军。在同一战场上，友军不与我合作，危急时更不会支援。待我一败，彼向上一通谎报电文，因我之败，危及其本身。为安全计转移阵地，脱离战场一走了之。其实，他这一动，反而是弄巧成拙，部队必陷入不战自乱中。敌人只要稍一袭击，则因乱而溃。我主张，战场上应制定横的责任制度，见友军临入危境，或友军请求支援，而不自动驰援者，以避战论。

第四种敌人乃部属。阳奉阴违，逃避责任，想尽方法不择手段欺骗、谎报、避战，只求苟安一时。

第五种敌人系自己。违背良心，不尽职责，投机取巧未能以身作则，诱导部属与敌做殊死战，完成我军人保国卫民之天职。

国军致败之一绝症，乃未能奋战，而且极易自乱。其因起源于战场上所发生的一点小变故，下级未能适时善于处理，又不敢上报请求支援，自己又稳不住阵脚，乱象逐渐扩大而溃，以致星火燎原。国军无数次战役中，小部队作战小乱，大兵团作战大乱，甚至于有部队未战先乱者。战乱期间徐蚌会战，我百万大军乱成一团糟不可收拾。此后，全国无战事，国军遇敌则逃，弃甲曳兵而走。正为古人所形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兵败状况。兵败如山倒，以致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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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顾忌、战无束缚

衡阳之战，我第十军以极端劣势兵力火力应战，其所以能与强敌血战四十士昼夜者，乃本身绝无以上诸弊端。上下和谐，无压无诈，将士用命。而最难能可贵者，战况在任何惨烈演变中，官兵各守岗位与敌以死相拼，绝无自乱者，故全期之激战中，我阵地曾被敌突破六十次以上之多，官兵绝不混乱，稳如山岳，上下坦诚合作，且能迅速收复失地，皆化险为夷，最后三天，敌虽由一九○师阵地突破一角，冲入城内，我第三师、预十师、一九○师、一部阵地皆腹背受敌之攻击，我官兵不为所动，仍奋战不懈。至方军长停战令下为止，我全军阵地皆屹立无恙。

如前面敌团战史记载云：敌人之第十军，毕竟是善战之师，并未为其他战区之守军，一角之溃而全般动摇，且抗拒益行激烈。

以往，各级司令部之指挥作战，战斗部队各级部队长之战斗实施，多数全凭个人之好恶，一已之观念，胡乱施为。无分层负责之可言。譬如说，长官之对部属，可不经军法审判而杀之。自以为立威，实为暴行，影响战力至钜而不自知。为部下者，随时随地都有被长官所杀之可能！以致部属惧怕长官尤过于敌。在这种心情下之各级战斗部队长，势力终日忡忡不安，心不安则意不坚，意不坚则气不盛。“胜以气为主”，士气消沉，这仗还能打下去吗？（李注：葛先才对国军奉为金科玉律的“连坐法”是不以为然的。）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心”字包罗万象，只看吾人看不看得准，用不用得当。如果战略与战斗配合得天衣无缝，则稳立于不败之地。军事学实莫测高深，谁也不敢自认为是军事专家，谁也不能有信心稳操胜算，因它变化多端，战况各异难以捉摸，无一定之规格，全凭决策者与执行者，依据战场实际战况演变，把握战机而运用。昔三国时代，西城之役“空城计”，以诸葛亮之能，尚有“街亭”之失，而诸葛武候紧急应变，以其统帅之尊，冒险设空城一计拒敌，而将司马懿大军吓退，挽救了西城噩运。

建军以培育战士优良技能、旺盛斗志为主，军人在战场以能奋战为先，军人只要能战肯拼，则奠定致胜基础，欲能使军人奋战肯拼，在战场上务使其“心无顾忌、战无束缚”，尽量发挥其英勇才智，不偏重于胜负得失。未战而先束缚其心身，能奋战之师必然获胜，倘若因其遭受处境不利之影响而致败，也能打出一个名堂，“敌我偕亡同归于尽”，而达成战略歼敌目的，故虽败犹荣，前面数战役为证，毋庸赘述。

胜负乃兵家之常，上级不可向下级过份要求，束缚下级心身，发挥不出其战力，反而求胜不达。原则上但求权责分明，职守严正，勿压勿诈，勿骄勿馁。昔曾国藩在其奏折中称：“臣累战累败，累败累战”，充分表现了他及其部属奋战精神，终于得到最后胜利。战斗的观点，应建立在部队能否奋战，不以成败论功过。这样能减轻各级主战斗部队长的责任负荷感，而使其集中精力于战斗。

敌对衡阳战役之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