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1/4 页)

CBN：澳大利亚代表此前发言说，非洲国家14日声称退出谈判之举只会阻碍谈判。

拉梅什：谁说的？伞形国家（编者注：伞形国家指欧盟之外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是其一）？无聊的说辞。

CBN：如果哥本哈根大会只能谈出一项政治宣言，你认为责任在谁？

拉梅什：你的意思是说遭遇失败？发达国家，毫无疑问，附件1国家应为失败负责。

CBN：为什么？

拉梅什：他们（附件1国家）没有尽到他们本应负起的责任，还（从原先的立场上）退后了。他们没有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作出可信的承诺。而且，他们以前说要在2020年停止（增长排放量），但他们现在反悔了。没有这个，那还谈什么？

CBN：目前谈判主要僵持在这一点上吗？

拉梅什：不仅如此。美国等伞形国家与欧盟的分歧也很大。欧盟希望美国继续保持LCA成员的身份，而现在美国做得很不够。

。。

斯特恩：气候变化（1）

——中国与哥本哈根全球协议

（2009年9月14日）

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是世界上最忙的经济学家之一。自2006年出版《斯特恩报告》后，他成为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会见不同国家的首相、主席、部长、经济学家和评论员，并多次公开讲演，人们希望当面聆听他所创新的气候变化经济学以及全球协议的政治经济学。“这的确意味着在时间方面的巨大压力，但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这是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远在伦敦的斯特恩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2005－2007年，斯特恩担任英国政府气候变化问题顾问。之前，他在世界银行任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离开英国政府后，斯特恩就职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我目前不再代表任何政府，所以我也不为任何国家或组织游说，我是英国国会上议院的一个独立成员，没有加入任何政党。我现在说的话只代表我自己而不代表任何机构”，他特别对记者强调。

9月11日，斯特恩开始他的中国之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是他的老朋友，也是接待方。“我的主要日程是会见学者和经济学家”，他们包括：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当然也有刘鹤，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与相关高层见面也在安排之中。

除此之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荣誉教授，访问中国的第一天他将在人民大学做公开讲演；9月12、13日将参加两个会议，届时斯特恩将和中国经济学家、能源与气候专家会面，与这两大领域的关键公共政策制定者面对面地讨论。9月12日的会议还将公布中国经济50人论坛《国际碳减排公约》倡议，斯特恩与会并做题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中国与哥本哈根》的讲演。

斯特恩中国之行期待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我希望通过他们对问题日益深入的了解，仔细研究具体目标值和详细的气候变化成本与政策措施，最终形成能支撑哥本哈根会议的想法”。显然，他希望得到中国同行的支持。

谈判难点：美国减排程度

赵忆宁：国际社会围绕“温室气体减排”正在进行艰苦的谈判。气候谈判中的三股力量—发达国家、发展中大国和发展中小国在减排问题上的激励与动机有巨大差异，如何从机制设计角度寻求解决问题的灵感？您如何预测12月哥本哈根的谈判结果？是否可以达成一个能够付诸实践的国际协议？如果不能达成一致，障碍将会在哪里？

斯特恩：通向哥本哈根（全球共识）的一系列谈判是非常艰难的。不同国家能做什么和所受气候变化影响的情况各不相同，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第一个要点是。如果各国声称他们将要往前走，就需要有相互谅解。第二个要点就是需要明确采取行动尺度的大小。现在全世界的排放量在50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我们必须在2050年下降到200亿吨。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在2030年实现350亿吨的中期目标。同时，我们还希望经济发展以及减少贫困人口（包括气候贫困人口）。我们必须考虑清楚：达成什么样的全球共识才能得到所希望的结果？共同理解立场的不同是非常重要的，共同认可对于行动大小尺度的理解也非常重要。所以机制设计的第一点就是对我刚刚描述的全球减排尺度的协议：从1990年到2050年减排50％，即从1990年的300亿吨二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