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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在其他人类社会中也广泛存在。简·墨非发现从白令海的爱斯基摩人到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都有一系列和西方精神分裂综合症相似的症状，而且，这些患者也被视作精神病——爱斯基摩人叫“恍恍惚惚的病人”（nutbkavibak），约鲁巴人称之为“维尔病人”（were）——这些人成了部落巫医和宗教医生主要的常客；可确切分辨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与西方社会相比也大体相同，占成人的0．4％到0．7％之间。

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方式比苯酮尿和大多数其它智力迟钝症的遗传形式要复杂得多，目前尚不能确定它是由一个还是多个基因引起的。精神病人的生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医学研究者可能不久就能成功地把这些变化直接和心理的失常联系起来，例如，菲利普·西曼和蒂龙·利已经发现，有些精神分裂病人大脑的关键部位对多巴胺的感受器是正常人数量的两倍，多巴胺是在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物质，这种异常状况有可能使大脑对自己的信号过度敏感，因此容易产生幻觉。不过，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也有几分道理，环境对精神分裂综合症的发生起着重要的作用。典型的“精神分裂性”（易发生精神分裂症的）的家庭结构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家庭很容易使带有精神分裂症潜因的儿童发展为成年精神病人，在这种家庭中，信任已不复存在，思想交流中断，父母公开表示彼此蔑视，对孩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有的精神病学者甚至发觉精神分裂病人头脑中存在着一种变态心理，这种人试图创造一种隐秘的内心世界，以逃避他不可忍受的社会环境，但事实仍然是，某些基因使人易患精神分裂症，具有这种基因的人即使在正常的有利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仍会产生这种疾病。

所以，即使在比较简单的行为类型中，人类也因遗传而具有能够获得某些特性的能力，能够在若干可能的对象中产生对某种对象的学习倾向，象康拉德·洛伦茨、罗伯特·欣德和斯金纳等这样具有不同的哲学思想的科学家都强调先天与后天之间并无绝然的界限，我们需要新的描述方法以取代本性与教养之间的旧式区别，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事了，其中最有希望的方法来自伟大的遗传学家康兰·沃丁顿（1975年去世）提出的设想。沃丁顿说，发展有点象从高地到海岸线之间倾斜的地形，某些特性的发展——例如眼睛的颜色、用手的习惯、精神分裂症或任何别的特性－就如同向斜坡下滚去的球，每种特性都超过一段不同的地形，每种特性都由不同类型的山脊和峡谷引导。就拿眼睛的颜色来说，给定一套蓝色的或别的决定虹膜色素的基因，也就给出了一种地形，一条单一的、深深的渠道，球只能滚向一个目的地，只要卵和精子一结合，眼睛就只可能有一种颜色，蚊子发展的地形同样可想象为一系列平行的未分叉的深谷，一条通向因鼓翅声而引起的性吸引，另一条通向自动的吸血行为，如此等等，直到产生出十来种互不相关的反应行为，这些峡谷形成一系列准确的、无法改变的生物化学阶梯，这些阶梯从受精卵中的脱氧核糖核酸（DNA）一直延续到由蚊子大脑传递的神经肌肉动作。

人类行为的发展地形要宽阔得多，复杂得多，但也仍然是一种地形，有时，峡谷要分叉一两次，一个人最后可能养成右手习惯也可能养成左手习惯．如果一开始基因或别的生理影响使一个人倾向于使用左手，那么就可以认为，此人的发展渠道中的这条支渠较深一些；如果不给球施加社会压力，在大多数情况下球都会一直往下滚，直到滚进使用左手的渠道，但是，如果父母训练孩子使用右手，球就会被挤进较浅的使用右手的渠道，精神分裂症的地形是汇合各种渠道的更宽阔的网络，更难探索，球的路线也只能用统计方法来预测。

地形的说法只不过是种比喻，当然不足以说明最复杂的现象，但它抓住了人类社会行为的关键事实，如果要对它的决定性意义有充分的了解，我们就必须分别处理每种行为，并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作从基因到最终结果的发展过程来探索。

某些行为形式也许比另一些形式更适合于上述分析方式，显示恐惧、厌恶、愤怒、惊奇和愉快等基本感情的面部表情，似乎是所有人的恒定特征，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摄下了美国人的这些表情和现存的石器时代部落人在讲故事时的相同表情。当向一种文化的人出示另一种文化的人的照片时，他们辨别照片上面部表情的准确性高达80％以上，艾雷诺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