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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智电话里给廖菁说了此事，她说自己也接到了类似的材料，现在正在思忖该如何处理是好。她认为根据材料和自己从其他渠道掌握到的情况分析，青年营的问题肯定不小，很可能是个大马蜂窝，说不定还是一颗原子弹，如果哪一天引爆的话，会牵涉到许多人，弄不好甚至连你郝智也要搭上。她劝告说，千万不要亲自触动这个雷区，还是妥善考虑好对策和方案。

郝智不愿意叫廖菁卷入如此复杂的事情，也关切地劝告她说，这万全良策还是自己考虑好了，如果到时候需要她助一臂之力的话，那她是想推辞也推不掉的。最后，他们谁也没有说服谁，就约定等谁有了方案及时通气商量，但一定不能擅自盲目行事。

给他们写举报材料的人是《路山日报》记者张汉铭。去年，姜和平找张汉铭谈话时，看到姜专员十分诚恳的样子，张汉铭当时给了姜和平很大的面子，同意按照姜和平的要求不发关于矿难的后续稿子，当时他还善意地就舆论监督的一些具体事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当听到姜和平对着温彩屏说要重用自己时，尽管平时视官位如粪土，他心里也不由自主地亮堂起来。后来他多次回忆起这个情景，还对自己瞬间迸发出来的官本位思想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恶心。这可能是每个人潜意识里的劣根性带来的，他只有这样给自己解释、宽慰。

当时，为了和《华夏报》搞好关系，张汉铭还真的随同地委宣传部新闻科长到邻省的《华夏报》社去沟通。在和他经常打交道的对外记者部主任面前，他红着脸编了瞎话，说矿难问题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现在已经圆满解决，所以后续报道也没有写的必要了，如果要写，还不如发一篇路山地区重视这项工作的稿子。主任和几个编辑看到他的脸就明白了一切，再听了这番话，都好像不认识他一般，这不应该是从那个叱咤风云的张汉铭口里说出来的话呀！当然，新闻科长代表路山地委请报社领导和编辑吃饭的事情也没有办成，反而是华夏报社对外记者部请他们吃了顿饭。饭桌上，大家还对他的表现流露出了失望，听得宣传科长很是尴尬。后来一个平时跟他最铁的编辑在电话里偷偷告诉他，大家都认为记者队伍里又一个敢说实话的好记者被收买了，变成了一颗流星。

过了两个月，姜和平说的《路山日报》准备办“内参”的事情，温彩屏好像忘到了九霄云外。张汉铭拿着几篇新写的批评稿子，却不知如何是好，本报显然还没有这类稿子的市场，给姜专员寄去后又如同石沉大海。有时候想不如再发给《华夏报》，可想起哥们儿说的流星之类的话，也只得作罢。到了年底的时候，地委决定配备报社的班子，地委组织部来人装模作样地考察，尽管张汉铭的民主测评得票很高，但任命文件发出来，任命的却是经常和姜专员跑的那位要闻部主任。

看着那张薄薄的纸片，他感到自己真是被愚弄了。一时心血来潮又跑到禾塔继续进行调查，这次他不光继续披露矿难真相，还想对那个讨厌的青年营下手，看这么多年里，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一天暗访下来，已知道矿难死亡的是12人，同时还得到了名单。再继续调查，又意外得知那个“指挥爆炸”的矿长，在事发后几个小时里被梁军他们扣押，之后再也没有音信。调查到第三天又发现青年营里好像还有地牢时，他的行踪被人发现，马上像惊弓之鸟般逃离了禾塔。

回到路山后，他心惊胆战，不知道如何是好。紧张和恐惧中，他给单位请假告病在家休息。一天晚上，妻子带儿子到少年宫学习书法，突然家里的门铃久违地响起，进来两个西装革履、颇有些气质、留着寸头的陌生人。见他疑惑地望着，陌生人用普通话说：“听说你病了，我们受人之托前来探望。”他听着，莫名其妙，问他们是受谁之托？究竟想干什么？他俩嘿嘿干笑着说，这世界上有些事还是别知道太多为好，因为舌头是块多余的肉。说着两人拿出一个大信封说，古人说的真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