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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便有些忧心忡忡了。人在疲惫的时候大多会忘记微笑，这一来李建国的忧心忡忡就给了耿东亮某种严峻的印象。李建国关照说：“我们再谈谈。”

谈话的地点依旧在小会议厅。李建国和耿东亮依照上一次的谈话习惯，各人坐在了上一次谈话的老位置上。李建国捧了一只不锈钢茶杯，吹了一口气，自语说：“还真有点累。”耿东亮在这个瞬间里头突然产生了一种错觉，李建国不是他的总经理，而是他的辅导员或班主任。耿东亮想起来了，自己在他的面前其实一直保持了“学生”的心态的，即使在李总满面微笑的时候，骨子里头其实总有一股威严，也就是那种不怒目威。从什么时候有这个坏印象的，耿东亮又有点儿说不上来。

李建国说：“我读书的时候别人说，我唱的比说的好，可我坚持相信，我说的比唱的好。”

耿东亮眨巴了几下眼睛。这句话听在耳朵里头有点没头没脑。依照“谈谈”的习惯，李总说完一句话之后耿东亮该说点什么了。可是耿东亮说不出话来。耿东亮不知道有什么合适的话可以跟在李总的这句话后头。耿东亮便笑了笑，耿东亮子笑的时候感觉到脸上很不自然，好像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

李建国突然说：“你改唱通俗怎么样？”

耿东亮凝起神，说：“你说什么？”

李建国一点都没有绕圈子，说：“我有个想法，想让你改唱通俗。”

耿东亮：“那怎么行？”

李建国站起来了，两只手背在了腰后。他的模样不像在说话，而更像授课、李建国说：“我们唱美声的都有个错误的认识，以为美声才叫‘唱’，而别的不是。这是个错误。至少在现代性面前，这是个错误。”

耿东亮：“问题是我还喜欢这个错误。”

李建国却笑了。李建国伸出一只胳膊，一只手，一只指头，说：“我想我们找到共同点了。

我们都看到了，这是一个错误。“

耿东亮张着嘴，突然也站起身了。而耿东亮站起身之后李建国却又坐下去了。他坐得很慢，很沉着。他的“坐”在耿东亮的眼里带上了～股警示性与告诫性。耿东亮望着他，重新坐回椅子里去。耿东亮想找回刚才“坐”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找到。耿东亮就是记不清刚才是怎么“坐”的了。他努力了几下，没有找到。耿东亮这回放低了声音说：“再说我也不会唱。”

李建国便笑：“这只是个技术问题。”李建国说，“我们要讨论的正是这一点。况且你唱得准错不了，前天晚上你唱得就挺好，你唱得不错，称得上出口不凡。”

耿东亮的脸色越发变红了。他被塞住了，堵住了。耿东亮结巴起来，说：“那只是让大伙儿高兴，玩玩的。”

李建国说：“我们的对话已经起来越接近本质了。我们就是要让大伙儿高兴，玩玩。”

耿东亮愣了几秒钟，说不出话来。脱口说：“我不会。我不干。”

李建国拧开了茶杯，喝一口，嗽了几下，再咽下去。李建国随后掏出香烟，叼好了，点上。李建国很客气地说：“我不勉强谁。我从不勉强谁。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我只是和你商量。”

耿东亮说：“我不。”

李建国说：“你不？”

耿东亮说：“我不。”

李建国便微笑。不语。

李建国说：“好。你不。”李建国又站起来了，往口袋里头装烟盒。装打火机。李建国拧好不锈钢茶杯盖，说：“我不勉强谁，我从不勉强谁。”

耿东亮的坏心情似乎被黄昏的太阳放大了，带上了昏黄和无力的光圈。他回到师范大学的时候已是傍晚了，秋后的黄昏是校园最热闹的季节与时刻。学校的高音喇叭里头正在播放表演艺术家黄宏和宋丹丹的小品。学校的播音设备很旧了，磁带也很旧了，声音里头似乎失了许多沙砾。这盘磁带被播放了无数遍，《超生游击队》里的每一句台词耿东亮都能背得出来。

耿东亮扶了自行车站在一棵老槐树的下面，铁丝网里头～口气排下去十来个篮球场和排球场。

每一块球场都挤满了人，他们油亮的背脊在太阳光底下发出类似于玻璃的反光。中间的那一块篮球场围了很多人，那无疑是“三好杯”的某一场淘汰赛。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从那块球场上传过来。而高音喇叭里头的背景笑声也是～浪高过一浪的。人们在球场上大叫，人们在高音喇叭里大笑，真是各得其所，各得其乐。又是一个三分球，远处送过来一阵喧哗，那阵喧哗夹在傍晚的阳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