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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一头牛，对当时一直处于饥饿状态的战士来说，简直是座小山，任凭你费多大的劲，也没办法把它弄回营地。彭富九用枪上的刺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割下一条牛腿。牛的大部分，只好留在山上。没有粮食害人，有时候有了粮食也害人。彭富九一个战友，还是他的老乡，有一次不知道从哪里幸运地弄到老百姓埋着的一罐子青稞，拿回营地，用脸盆炒了满满一盆，大家凑上来，战友就给每个人分了一点。随后，自己躺在大门板上吃，睡着了还在吃。炒的青稞，吃了以后要喝水，一喝水青稞就会发，肚子就要涨。到第二天要出发了，彭富九到处找不到那个战友，最后他看到那个战友正在爬树，还告诉彭富九说，自己涨得不行，想消化消化。彭富九说，我们要走了，你要不行就骑我的马吧。彭富九还特意关照马夫，叫马夫一定要把那个战友带回营地。那天部队行军六七十里地，而战友在半道就撑死了，马夫把他绑在马上，驮回了营地。那时有句口号是：一出门，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彭富九是独生子，他参加革命以后，家里房子就被敌人烧了，父亲和姐姐给敌人抓了，在家里没有什么，不可能回去，不可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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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富九

东方卫视创意总监主持人骆新

采访彭富九的时候，正赶上全国许多电视台热播一部电视剧《暗算》。而创作这部小说的成都作家——麦家，就曾经是一名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军人。对于那个外表是植物研究所、实际上是某情报部门的“701”的描述，我相信，麦家肯定是取材于位于北京香山脚下的总参某部。因为与这个军队系统中最神秘的“深宅大院”毗邻而居的，恰好就是中国植物科学研究院。如此逼真的环境，使我不能不相信，我的校友柳云龙所扮演的“特工安在天”，随时都会出现在我面前。而我要采访的彭富九，难道不就是某种版本的“安在天”么？作为总参某部的前任部长，彭富九虽已年逾九旬，但依旧保持着“特立独行”的军人威严。在我采访的所有老红军中，他是惟一拒绝别人搀扶、独立下楼的老人。不过，我倒是没有看出，他身上存有多少“神秘”的色彩。倒是他的儿子，已经四五十岁的彭洪亮，在采访前，频繁地与我们面谈，希望我们能设计出比较周密的采访提纲。据他说，老爷子脾气很怪，与记者交谈，常常会“话不投机半句多”，遇到历史上说不清楚的事情，他会停止描述，坚决不扮演“捕风捉影”的角色。彭洪亮说，老爷子身体不大好，按照惯例，他只能每天讲一个多小时的话，然后就必须吸氧休息了。但是，在与我一次对话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彭富九，精神却表现出惊人的矍铄。他的讲话虽十分严谨，仍不乏亲和。他的听力非常敏锐，大概是多年做收发报工作所锻炼出来的能力（对《暗算》中关于“瞎子阿炳”的神奇听力的演绎，他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夸张，凡在我军从事过机要电报员工作的人，其实都有这种本事），手腕也很灵活，听说我也是军人后代，小时候还学习过无线电发报，他的精神头马上就来了，搬出一个小型的直流发报练习机，“嘀嘀嗒嗒”地为我演示了一段他娴熟的手法。据他自己讲，他每天都要用这部发报机“锻炼”，延续着自己对往昔的回忆、精神和身体的活力！也许，当年为了一句“一天能吃四顿饭、还能听戏”，就被“忽悠”到了机要部门的彭富九，做梦也想不到，长征途中，他所在的情报部门，会遭遇到那样巨大的压力。作为红2、6军团的大脑和神经中枢，他们就是决定一支部队生死的前哨，这些红军情报人员，不但要背负者沉重的设备、忍饥受冻、一路狂奔，即便大军驻足，他们也不能有片刻的喘息：既要联络自己的部队，还要侦听敌人的电台。他们要支撑着整个红军的指挥系统，自身也遭遇着无数次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这支小部队，可以说承载了当时红军最尖端的设备，他们是技术型人才，一方面，能受到自己人拼死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会受到敌人致命的诱惑——他当年的“同志”，就有好几个中途叛变投敌！我问他，你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彭将军的回答，很坚定：我有信仰！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彭富九的记忆力超群。他所说的许多人名、地点、时间，很少有错舛。对于情报机要工作的重要性，将军陈述了很多，但最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则恰恰是西路军的“出师未捷”、几乎全军覆没之后，军委震怒：为什么敌人“马家军”的来往电文，我们竟然都没有破译出来？经过调查，才发现是我军委二局（即总参某部的前身）一个干部、想要争破译之功，但自己破译不出来，导致积压了大量电文。刘伯承仰天长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