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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却又是无法遏制的强烈的读书愿望。无奈之中，幼小的李中权想出了一个自己以为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偷了家中20几个铜板，连夜离家出走，翻山越岭朝罗江口镇走去。一边走，李中权还一边想，去做别人家的儿子，只要他们能供自己读书，就是跪在地上磕头，也愿意。就这样一个10岁出头的孩子，赶了将近一百里地到了罗江口，即没能找到有钱供自己读书的“父母”，身上20几个铜板也很快用完了。不过幸运的是，李中权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婆婆，问过李中权之后，那婆婆说，孩子你别太天真了，这年头能挣几个钱糊口已经不错了，哪有人肯出钱供别人读书啊。给李中权吃一顿饭后，婆婆劝李中权回家去，说你在外面跑出来，你家里爹妈多着急呀。这时候，李中权突然感到自己想爹妈，想家，恨不得立刻飞到家中。半路上，李中权碰到了父亲，背着米，吃力地爬着山。李中权又是跑又是喊，一头扎进父亲的怀里。回到家中，父母想尽了一切办法，东凑西借，筹到了学费，1928年，13岁的李中权终于如愿以偿，进了薄家场第五高小读书。李中权知道，自己的学费，是父母和两个哥哥用血汗换来的。在学校里，李中权读书非常用功，第一学期，李中权各门功课都得了个第一。因为成绩优秀，从第二学期开始，学校免去李中权的学费。家里不必再为李中权的学费操心，只要背些米到学校，当作口粮就行了。当时正是20世纪的3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不久，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相继回到四川，在自己的家乡点燃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熊熊烈火。蒲家场高小就是中共梁（梁山）达（达县）中心县委的重要活动场所，学校也控制在党的手里。那时，共产党和川东红军游击队在梁达一带已经有了较大影响，川东游击队的活动十分活跃。而“公民”课程的老师，就是后来任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张爱萍上将。他更是经常给学生们灌输革命道理，还公开骂国民党，骂蒋介石。有一次李中权悄悄地问张爱萍是不是共产党，张爱萍没有回答，只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随后，张爱萍把李中权拉到一棵大树后面，从内衣口袋拿出两本书：列宁的《论两个策略》和《唯物史观》，并叮嘱李中权说，“要保守秘密，要用生命保护这两本书。”从此，李中权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还积极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加入“反帝拥苏大同盟”，组织学生开展爱国行动。两年后，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达县中学。那会儿，考了个第一名可是了不起的大事。乡亲们敲锣打鼓，抬着滑杆把李中权抬回村里，全村转了一圈后，才把他放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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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已是老革命

李中权考进达县中学是个好消息，但同时也是个坏消息。学费，对李中权家来说，依然是个难题。虽然在农会的帮助下，李中权最后还是凑够了学费，但当时风雨飘摇的形势，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也容不下李中权安心读书。到了1932年，王维舟率领的游击队正活跃在万源、宣汉一带，离李中权的家乡只有百十里路。那年暑假，李中权回家看望父母，却意外地碰到了王维舟。从王维舟那里，李中权得知，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的大哥李中泮，在壮丁队里待了40多天，就趁机带了一个班，几枝枪投奔红军了。更让李中权惊喜的是，他父亲和二哥，已经参加了农会和游击队。早已向往革命的李中权马上要求王维舟接受他加入游击队，王维舟也毫不犹豫地把别在腰里的枪，交到李中权手里，郑重接受李中权加入游击队。第二年，李中权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组织派往重庆，侦察四川军阀刘湘的动向。顺利完成任务后，李中权跑到川东师范看望堂兄李中瑜。一见面，他问李中权来干什么，由于不便暴露身份，李中权只好骗堂兄说是来考学校的。聊着聊着，两人谈到了今后打算，自己的前途。李中权就试探说自己想去当红军，结果堂兄的想法和李中权的竟然不谋而合，当天，兄弟俩就收拾一下东西，赶回了薄家场。李中瑜也成了绥定道苏维埃政府的秘书。1933年10月，年仅18岁的李中权，就担任了蒲家场红军游击队一大队政委，受组织派遣，李中权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碑牌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政权，迅猛发展红军队伍，配合主力红军进军。李中泮还被选为碑牌乡苏维埃主席。他的五妹李中珍被选为乡苏维埃妇女主席。不久他们俩都加入了共产党。随后，前方传来捷报，红军取得了宣达战役的胜利，宣汉、达县、万源三县宣告解放。同时，游击队奉命扩编为红33军第98师第294团，李中权担任团政委。蒋介石立刻在四川设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