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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绕过西昌，到达了泸沽县城。从这里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偏向东北，从越西到大树堡渡河，河对岸是富林，直通成都。另一条是小路，偏向西北，经冕宁，通过彝区，到达安顺场，过大渡河后是雅安地区。自古以来，从川南北渡大渡河，来往行旅客商只知大路，因为那条小路不但崎岖难行，而且彝区从不准汉人通过。刘伯承认为，如果川军死守横在大路上的富林，中央红军要从大路上的渡口渡过大渡河将十分困难，因此建议中革军委改变行军路线，选择小路从安顺场方向渡过大渡河。关于必经彝区的问题，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说：只要红军工作得当，是有通过的可能的。

五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各军团下达了向安顺场前进的命令：〃以主力依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经安顺场渡口北渡大渡河。对于中央红军来讲，在遭到巨大损失的湘江战役之后，一次近乎赴汤蹈火的行动就此开始了。

大渡河，长江的支流之一。河不甚宽阔，但是水流凶猛，河床上乱石丛生，河面上旋涡处处，自古无法泅渡，一旦失足落水无论水性多高超也必死无疑。大渡河两岸全是悬崖峭壁，一条在悬崖上凿出的小路沿河而去。要想渡过大渡河，只能靠木船摆渡，由于河水流速极快，必须把渡船拉到渡口上游几里之外，然后放船，船工奋力闯渡，才能将船斜冲到对岸。

进入了大渡河地区的中央红军几乎没有退路：后面，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和周浑元的追击部队；西面，有滇军孙渡部沿着雅砻江的布防；东面，有川军杨森的第二十军和郭勋祺、陈万仞等部的联合阻截；前面，大渡河上的主要渡口已经布满了川军刘文辉的部队。

毛泽东说，“顺利渡过大渡河的关键是和彝人关系的处理。”

最先受到彝人袭击的，是走在先遣队后面的工兵连。这个连奉命跟随红一军团一师一团赶往大渡河架设浮桥。临出发时，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亲自到连里进行了政治动员，强调说必须以实际行动取得彝人的信任，无论如何都不准向彝人开枪，谁开枪就是违反了红军的军纪。

工兵连跟在先遣队的后面。在古木参天的崎岖山路中行进的时候，他们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因为很多架设在山涧上的独木桥被拆毁了，山路也常常被倒下来的树木堵塞，这令红军官兵们不得不边走边砍树架桥。刚一走进俄瓦拉山口，他们发现自己掉队了。这时候，隐藏在山林中的彝人开始向他们开枪射箭。紧接着，红军官兵的身边忽然呼哨声四起，工兵连被一群手拿土枪长矛的彝人包围了。尽管在队伍最前面的三排长反复解释，但是根本没有用，随着号角的吹响，围来的彝人越来越多，并开始动手抢夺官兵们的武器和架桥器材，最后开始扒他们身上的衣服。官兵们实在忍无可忍，拉了枪栓准备战斗。但是，已经被扒得浑身精光的指导员罗荣大声地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光着身子的工兵连只好往回走，没走出多远，就看见侦察连的几个同志领着一个彝人也在往回走。侦察连的同志说：这是这一带沽基家族彝人的头目，叫小叶丹，我们要带他去见咱们的总部首长。工兵连还看见了坐在路边休息的一营的官兵。一营的红军战士看见工兵连竟然是这个样子，禁不住开玩笑说：“工兵连很凉快呀！这是到哪里洗澡去了？”一营营长曾保堂赶快命令大家凑衣服，凑的衣服不够，又从供应处那里弄来了不少麻袋，让工兵连的官兵暂时围在身上。

这个事件弄得工兵连官兵情绪很大。事情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表扬了工兵连官兵执行纪律的坚决。同时，毛泽东还跟工兵连的官兵们打趣说：“到了人家倮倮国，你们也算是入乡随俗嘛！”

毛泽东让部队准备了一些酒、绸缎和枪支，然后请来了当地那位名叫“沽基达涅“的彝族头人谈话。彝族头人对红军将领能够平等对待他们很感动，因为平时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官员很看不起他们。从彝族头人那里，毛泽东了解了这一带彝族族系的情况，并且指示刘伯承尽快和彝人首领达成协议，以免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通过的时候遇到不必要的麻烦。

见到刘伯承，小叶丹首先解释说，刚才抢红军东西的不是他的家族，而是与他们对立的罗洪家族。在这个地区，彝人基本上分成三个族系，即沽基、罗洪和洛伍。经过三方代表的交谈，罗洪家族由于抢了红军，人都已经跑了，其头人不肯再露面；洛伍家族表示出中立的立场，而沽基家族的小叶丹愿意和红军继续谈判。刘伯承从解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到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一直到满足彝人的各项要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