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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傍晚，还是昨天的那个时辰，狂风又起，红军以主力攻击二郎山，以另一部攻击岷县县城，致使鲁大昌的部队终“不能彼此兼顾”。午夜十二时，二郎山阵地被红军突破。鲁大昌焦急万分，命令梁应奎和蒋汉城的两个旅立即组织敢死队，由两个旅长亲自率领，由县城的小南门冲出去，直奔距离城门一公里的二郎山阻击阵地，同时命令迫击炮和机枪集中火力掩护。凌晨四点，消息传来，二郎山阵地保住了，但是官兵伤亡巨大，九个步兵连中的七个连长生死不明，一个团的兵力只剩下了四百人。而在二郎山阵地前的战壕里，红军官兵的尸体已有千余。

十六日，国民党军的飞机往岷县县城内空投了大量的子弹、炮弹和粮食，但是在晚上的战斗中，红军的攻势更加凶猛，整整一夜轮番进攻，不曾有过一刻停止。鲁大昌的二郎山阵地虽没丢失，但是与县城的联络中断了。十七日清晨，红军的一部开始攻进县城南关，鲁大昌命令城墙上的两个团用机枪掩护，动用预备队进行反击，双方在南关的街巷中用大刀、刺刀和手榴弹战斗。两个小时后，红军撤走了。为了防止红军再度攻进城，鲁大昌下令把南关一带的民房全部拆除，限居民五个小时内一律搬走。同时还决定，放弃岷县外的一切阵地，死守二郎山和县城。最后鲁大昌把开战以来唯一允许军民通行的北门也彻底封闭了，“以示全城军民破釜沉舟之决心”　。这一天，鲁大昌还发放了赏金：“以团为单位，凡能固守二郎山三天三夜者，各赏现洋四千元。”

但是，到了十八日凌晨的时候，县城的东、西城门都出现了危机，红军的攻击部队已经逐步逼近。

蒋介石再一次亲自致电鲁大昌：“该师应鼓励士气，凭城固守。中正已派飞机三架，增援接济，望勿顾虑。”

鲁大昌接到侦察情报，说红军正在城外广泛征集木头、柴草、木板，制造攻城的云梯，扬言“不把县城攻破决不罢休”。果然，二十二日晚上，红军动用了一百多架云梯，开始了前赴后继的攻城。红军的攻击持续了整整三天，双方在城墙两侧形成了残酷持久的拉锯战。

红四方面军攻击岷县的战斗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位于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的抗日目的。”——一九三六年初，中国国情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需要极大智慧的政治抉择。

八月十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蒋介石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开始倾向全国统一的抗日战线了。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但是国民党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会议决定以公开宣言的方式表明共产党人的抗日立场。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表，中国共产党声明愿意与中国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提议“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以“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政治态度的巨大转变，这一转变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即捍卫民族的生存与国土的完整。

在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部队也相继到达了甘南哈达铺一带。

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全部集中在了中国西部的甘肃、陕西和宁夏三省的交界处。世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工农红军的三支主力部队最终会合了。

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渭县城后，负责警戒的红军哨兵给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带来了一个骑毛驴的“老头”。见到李聚奎之后，“老头”摘下了胡子，竟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少年说他是红一方面军先遣支队派来送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