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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那天下午，久阴的香港天穹忽然露出久讳的阳光，李嘉诚独自跑到城外的沙岭坟场去，他知道父亲在世时最为痛恨的就是日本军人，他静静跪在父亲的坟前，说：“阿爸，当年您老人家的预言终于实现了。当初您告诉我，凡是穷凶极恶的东西，到头来都会受到报应的。现在日本人果然得到报应了，他们挂起了白旗投降了。阿爸，现在这些趾高气扬的日本鬼子都滚出了香港，也滚出了中国。如果您老人家还活着，看看他们的下场，那该有多好啊？”

日本投降，就发生在李嘉诚刚到高升分店不久。高升街表店虽然是舅舅开的一家分店，在这里没有极严的等级观念。几位师傅对于新来当学徒的李嘉诚以礼相待，只是由于庄静庵有“凡是新学徒不经三年时间不能修表”的指令，本来他以为到高升店就会成为一个地道的技工，可却被分配当了一个推销员，这让他非常苦闷。

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到港九各地推销刚进店的一批进口手表。这个工作需要李嘉诚到处奔波，使他感觉又好象回到了刚踏入社会到处觅职的时期。如今他必须每天靠自己的双腿从香港岛奔波到九龙，再从九龙徒步走到新界。浅水湾、深水湾、太平山、凤凰径、上环和中环、铜锣湾和九龙的半岛酒店，……所有这些陌生的街道几乎都留下了李嘉诚的足印，而那建在半山上的巍峨高楼或英式建筑，还有那些低矮的民间“笼屋”，李嘉诚都在骄阳下或暴雨下频繁光顾。也就是这几年时间，李嘉诚对英国人统治的香港开始了若指掌。

在那为推销瑞士手表东奔西跑的日子里，李嘉诚最大的收获是从与商客及市民对话的过程中，熟悉了在香港生存的必备语言。不过，尽管他十分刻苦，但学会一口熟练的英语对李嘉诚而言仍非易事。有时候由于与英国人的对话有此障碍，不但他的手表无法推销出去，甚至还会遭到对方的辱骂。李嘉诚自知如果要在香港安身立命，并想有更大的发展，无论如何也要学会英语。

他在家里休息的时间，几乎全用来自学英语。那时的他根本请不起教师，只能自学。拼命地背英语单词、句子，然后在外面应用。虽然他发现英语并非一学就通，书本上的英语与现实生活中的沟通又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不过通过反复练习与实践，李嘉诚的英文特别是口语进步飞快。

日本人败退归国后，英国人又趾高气扬卷土重来，李嘉诚恨不得离开香港。英国人似乎比战时更加倨傲，更加看不起新来初到的内地人。李嘉诚几乎每天都想念潮州，少年时居住的北门街，还时刻印在脑中；观海寺小学那琅琅的读书声似依稀可辨。往事只能成为回忆，李嘉诚即便再不适应香港，命运也要求他必须熟悉和接受它，甚至喜爱它。

然而李嘉诚却无法喜欢钟表业，他再也不想呆在高升街那家金碧辉煌的中南表店了。到了1946年冬天，旧历春节将要到来的时候，他把自己新的谋职想法悄悄告诉了母亲。当庄碧琴听说儿子又将“跳槽”另谋出路的时候，觉得这种想法太幼稚了。

“阿诚，你怎么总是异想天开呀？”庄碧琴严厉地指责李嘉诚之后又苦苦劝阻，叫他不要贸然行事，她说：“莫非在你舅舅的表店里也不能让你如意吗？如果说当茶楼的伙计不是长久之计，在表店当技工这辈子总是可以混碗饭吃的呀。你知道你舅舅当年不就是从小徒工混出来的吗。那时候谁能相信他有一天会自己开店呢？谁能相信他还能在香港开几家分店呢？阿诚，我劝你还是安份一点好，千万不能这山看着那山高啊！”

李嘉诚对母亲的劝阻早有心理准备，他理解经历过苦难和饥饿的母亲如何珍惜今天的一切，也同情她随遇而安的宿命思想。可是李嘉诚的性格不允许自己庸庸碌碌混过一生，他一边为母亲擦拭脸上的泪一边笑着说出自己的打算，他说：“并不是舅舅的表店不利于我的发展，而是我其实并不喜欢修钟表。如果让孩儿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好，那真是无法做到的。因此我想，与其这样为了生计让我在表店里混日子，倒不如让我放开手脚，到外边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阿妈，您老人家尽管放心，我已经长大了，再也不是从前在茶楼里当小伙计的阿诚了。再说，经过这几年的工作，我们手边也有一点积蓄了。即便我跳槽以后暂时没有出息，您老人家也不要怕。我保证，只要有我阿诚在，就有您老人家和弟弟妹妹们的饭吃。”

没有谁比庄碧琴更了解自己的儿子了，她知道李嘉诚尽管刚过十九岁，还是一个稚嫩的孩子，然而他决不是一个没有理想没有主见轻易改变主意的草率年轻人。尤其是这一年来他在兄长开设的钟表店里谋生，始终学不到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