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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学美术的，学油画，在我考入大学时，我的梦是想当米勒那样的画家，后来兴趣渐渐转到文学上了，大概这是命中的事吧。不是《收获》，可能现在文坛上就没有何顿。我在八十年代末时活得很灰心，家里除了一柜于书和两抽屉没有发表的作品（后来搬了三次家，把这些稿子烧了），其它一无所有。我在妻子的怨声中，没法理直气壮地坐在桌前读啊写了，就弃笔去搞装修，居然赚了一些钱。但立志文学的心却不死，在这个装修与那个装修的间歇里，写了个中篇小说《生活无罪》，投到这个刊物那个刊物都遭到了退稿的待遇，后来鼓足勇气投到我非常景仰的《收获》，没想在肖元敏女上手上发了。这个肖元敏当然是《收获》的肖元敏！这几年，我自然没干装修的事了，尽管装修比写小说赚钱！我是个完全靠写作维生的人，还要靠稿费养活女儿，所以比较勤奋。

我在写作中信守“行成于思，毁于随”。这话是韩愈说的，我曾经把这个句子抄在纸上，又贴在记事牌上，充当我每天写作的座右铭。我一般是有了一个构思，而构思又在脑海里想好了后，就每天上午写作（直到写满三千字才休息），下午便看看书，晚上则出去玩，去熟悉自己想要去熟悉的朋友，增加点生活素材。我目前正在写一部书名为《大水》的长篇小说，不是写抗洪救灾，而是写一对青年夫妇在当今这个社会里受到的压抑，想探索人性方面的一些东西。

附录二

何顿：“晚生代”与世俗关怀

一、

作为今年6月份出版的《小说界》封面人物，坐在我面前的何顿已经少了那把钢刷似的络腮胡子，在家里穿着短裤打着赤膊，吸着“白沙”烟，说一口长沙话的随意侃谈，使我更为真实地感觉到他以及他那让人吓一跳的小说境界。

文学界最近冒出个“晚生代”的名词，以区别于前两年着眼于世俗生活描述的“新写实”作家群，如刘恒、刘震云、池莉、苏童等，而何顿便被认为是“晚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种直面俗世的胆略和平淡如水的手法，构成了“晚生代”作品的逼人风景。

然而等我问起何顿对这一界定的看法时，他却说，什么“代”不“代”，都是评论家的划法。他只认一条，就是把小说尽量写得“像”，写得让人看后“哦”一声。就这么回事。

1993年起在《收获》发表中篇小说《生活无罪》而引人注目的何顿，以后便在《大家》、《钟山》、《上海文学》等纯文学杂志上屡屡亮相而一发不可收拾，且让熟悉和不熟悉他的人读完后都会或长或短地“哦”一声。其中，《我们像葵花》、《就这么回事》、《我不想事》、《弟弟你好》、《荒原上的阳光》、《太阳很好》等尤为引人注目。前两部（长篇）已分别被杜宪和张艺谋购去影视改编权。何顿现已经出版了4个中长篇小说集，另有一套多卷本的文集正待出版。在人们言及纯文学便有点理不直气不壮的如今，何顿的作品却在一部又一部不经意地冒了出来，无疑有点让人惊奇。

二、

因仰慕美国军事奇才巴顿将军而将自己改名为何顿的他，其实早在1989年就开始发表作品，只是到了1993年在《收获》发表中篇《生活无罪》，反响很大，才使他从文学梦的低谷中走出来，并因此鼓足勇气。在人们纷纷下海的年月，他却由一个干了好几年装修的小老板抽身而出，坐到家里的电脑前，一个字一个字地铺就他的专业文学之路。

何顿作品充满一种对都市世俗生活的关怀。他以前也写过农民、教师、大学生等，但真正找准自己位置的是对90年代社会经济变革中所冒出的都市“新人类”的刻画。从学校辞职职到自己干装修一行的经历，使他有可能与这些形形色色“在社会上混”的人接触，并且有时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混”在长沙话中是要有一点本事才可在社会上立足的，一个“混”字道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这些人是新的市场环境中的存在，他们不靠工资收入来养活自己，而是在市场中获得生活的基本资源，靠削尖脑袋去挣钱，并在其中获得心理和肉体的快慰。他们不是大款，他们是自己给自己打工的一群人：也许只是开一摩托车修理店或一个摈榔烟摊，搞一个时装精品屋或者家用电器店，或者买一辆中巴开开，贩赎和走私一点洋烟与电器，顶多成为一个装饰公司的老板或者一个百页窗帘厂的厂长、歌舞厅的经理。他们构成了整个城市的予盾方面。他们的情感倾诉和行为方式与80年代初刚刚开放时的地摊主儿们不可同日而语，却又是那样一脉相承。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凭本能欲望而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