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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那么钱到哪里去了？是财政局自己吃了喝了贪污了？说实话，昌都市本级每年四个来亿的财政收入，光财政局三百多号人是不容易吃掉喝掉贪污掉的。何况财政收入都是些死钱，报表上一笔笔写得非常清楚，多动一分钱都有体现。财政局三百多号人的人头费业务费什么的，跟别的单位一个标准，在本级财政里是不会多占的，惟一的出路只能依靠各职能处室到省财政厅对口局处室弄点业务费回来花一花。

所以问钱到哪里去了，其意义不大。要问问、钱从哪里来。别的地方不去说。沈天涯在预算处呆了多年，知道昌都市财政收入的来源是非常有限的，主要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二三产业，包括各种类型的企业和经济成分。近来工薪阶层人员也实行了所得税代扣制，似乎又多了不少的纳税人。可举目四顾，才发现我们的纳税环境是何等的低劣。工厂里的机器都生了锈，工人都养不活，哪有钱纳税？农村里的农副产品都卖不出去，还有好多钱交统筹和提留？个体老板交了钱享受不了纳税人的待遇，拿钱找准靠山和买通税务干部，成本低效益高，把税交给财政有什么好处？工薪阶层的所得税好收，由财政在工资表上代扣就是，可工薪阶层的工资那么低，又纳得了几个税？

凡此种种，极大地制约了地方税收的增长，而财政供养的人却在一天天往上增，财政还不成了地地道道的吃饭财政？而且不是饱饭财政，是饿饭财政。中国是个官本位最严重的国度，都想做官，不想为民。可官谁来养活？还不是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做官的，没有为民的，官吃什么？穿什么？

沈天涯曾经看过一个资料，我国历史上官民之比，西汉为一比七千九百四十五“唐高宗时为一比三千九百二十七，元成宗时为一比两千六百一十三，清康熙时为一比九百一十一，新中国成立时为一比六百，到了现在全国财政供养人员与总人口为一比二十八。而且经济越落后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越多，有些地方的官民之比创下了一比九的惊人记录，也就是九个民供养一个官。

再拿昌都市来说，全市包括县区人口一千一百多万，财政全额拨款人数三十八万，差额拨款人数六万，‘靠红头文件收费发工资人数五万，还有银行、工商、税务、邮政、电信等部属省属部门在昌人员，估计也有六万左右，几笔加在一起超过了五十五万。这五十五万人，男人也好，女人也好，能不能学母鸡撅撅屁股就可下美元欧元，没谁注意过，但人民币是一分钱也下不下来的，都是一千一百万昌都人用各种税费养活的，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五十五万跟一千一百万相比，正是一比二十，读过小学的人就算得出，即二十个纳税纳费的养一个吃税吃费的。

第十九章（2）

中国人时下对吉尼斯世界纪录特别热衷，放个响点的屁也叫着要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不知谁将这样的官民之比申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没有，如果申请的话，人家洋人在膛目‘结舌之余，那是一定会恩准的。

那么官从何而来？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香港就一个行政长官，连副职都没有，总共一个“港级领导人”。美国联邦政府一个总统，一个副总统，就两个“国家领导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多少？“省级领导人”“市级领导人”“县级领导人”“乡级领导人”多少？恐怕谁也搞不清。

这是正儿八经的政府官。再看看部门的吏。沈天涯他们经常要研究税收成本问题，曾经做了一个比较，当前全国税官已逾一百万人，而美国税警是十万，日本税警是五万。这就是税收成本。应该说，国人多，税官也多，税收就多，换言之，成本高收益就大，可我国的税收才一万五千多亿人民币，人家美国是两万多亿美元，日本的税收总额为我国的八倍。人家税多税警少，我们税少税官多，这一多一少两相比较，还不能说明问题么？

而问题远不在此。官多嘴巴多，嘴巴光吃空气不行，还要吃饭喝酒。官多屁股多，屁股不仅仅坐板凳，还要坐车。这就是为什么官字要有两个口，上面一个下面还要一个。沈天涯看过一个统计数字，我国每年嘴巴和屁股吃掉的财政收入高达六千个亿，这恐怕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俗话说，天上龙多不治水，地上官多不太平。官多工作多，躲在“脱衣间”里制造出来的工作多，呆在宾馆里设计出来的工作多，坐在小车里构思出来的工作多。工作多，自然就文多，会多，电话多，干扰多，内耗多，收费多，浪费多。怪不得社会上经常用三句话来形容政府和各职能部门，说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