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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逞荼浯�邢吕吹慕峁�环垂�矗�1127年又成为整个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对以后的历史事件产生作用。这样用1127年来串联，我希望从观念层面把我想表达的东西，也就是政治传统、政治体制和国家机制是怎样积淀起来的，它又是怎样决定宋朝命运的这一问题表达清楚。

最后，这样的书名和写作切入点，可以看出我对黄仁宇的学习。也算是一种不加掩饰的致敬。

刘：在我看来，有些历史年份的确是历史的玄机所在。比如1587年（万历十五年，它离明朝灭亡还很远）；又比如1793年马嘎尔尼来华发生的礼仪之争（那时离1911年清帝国覆灭也还很远）；再如1936年。这些年份都是玄机之年，后来发生的恶果就是在这一年开始埋下了。

然而你的1127年已经是一个结果，其起因却是宋太祖时代就种下的。这样我明白了，你的1127年基本上是没有玄机之考虑的。

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学界有争议的，而你却是在书中有定论的，就是关于宋朝的“积贫积弱”是从何时开始的。一种观点认为从太祖就开始了，正因为如此才有王安石变法试图改变这种状态，而神宗皇帝支持变法是试图获得对外的政绩。这也正是你书中所说的观点。另一种则认为从太祖到神宗的一百年左右，国家在财富的积累上还是有成就的，到了神宗英宗以后，特别是宣仁太后垂帘之后，才开始了“积贫积弱”的过程。因为你已经有了答案的，在这里你能否对第二种观点做直接的批评和反驳？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5）

李：我从涉及宋代财政的各种史料（《两宋财政史》《宋史·食货志》，以及《中国通史》中的《宋代经济史》部分）得出了一些数据。考虑到虚报产值、高估冒算的因素，权衡下来能够接受的说法是，宋代平均每年大概有六千二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的财政收入。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明朝的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只有它的一个零头，三四百万两白银；清也不过四到五千万两，到了晚清，因为海关收入的增加，才有九千万左右。这些数据不一定很准确，但应该差不了太多。宋代可说是赋税最沉重的一个朝代。然而，虽有这样高的财政收入，从仁宗晚年开始，收支不平衡就开始出现了。神宗接手的事实上是一个烂摊子，当时春季祭天大典在即，他却面临发不出“年终奖金”的尴尬。由此才引发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争论。

为什么国家财政会如此收支不平衡呢？国家财政的支出主要就是三大块，一是军队的费用，二是文官的费用，三是皇家的费用。后面两个因素先不论，单看军队情况。军队人数的变化情况：太祖时37万，太宗66万，真宗91万，仁宗125万，神宗140万。如此庞大的军队需要庞大的财政支出，这就是收支不平衡、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根源。而军队开始膨胀并不从神宗开始，所以第二种说法并不准确。

刘：军队的建设和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确实是很重要的。可是在你前面的叙说中，我发现一个很矛盾的地方。这样大规模的军队，怎么对应的又是这样小的一个朝代呢？太祖既忌讳军人势力坐大，为什么他定下的制度却又发展出这样不断膨胀的军队，而这样庞大的军队为什么在对外战争中却又如此无能呢？基本上除了太祖、太宗时还有胜利的战争，有宋一代，几乎都是战败。如何解释这矛盾？

李：宋代有一个重要的制度转变，就是从唐的府兵制变成宋的募兵制。历史上国家用财政养军队就是从宋开始的。太祖有一个奇怪的想法，认为如果把饥民和地痞流氓、犷悍之徒都收入军队养起来，管束起来，那么社会就稳定了，没有流氓游民滋事，荒灾之年，百姓也闹不起事来。并且他还制定了一条严格的规定，就是加入军籍后再不能脱离。他自以为这是一个长治久安之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军队里的老弱病残越来越多，只好又招进新兵，这样做，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军队越来越庞大，然而战斗力却未必能提高。加上太祖设计的军事上“三权分立”制度，成心让职业军人不能控制军队，如此建设出来的军队，哪里能与人抗衡。

刘：神宗变法年间是否有过一些改变？

李：但是宣仁太后听政以后又全部改回来了。司马光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把王安石十七年的变法全部改回来了。包括免役法也被废除。所以，我很同意这个说法：宋代没有一个持之以恒的国策立场而造成的对国家的损害，比秦桧的奸计要厉害得多。宣仁太后之后，哲宗亲政时又想改回来，再次全面变法，再到徽宗起用蔡京等人所做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