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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一面修筑防御工事，一面加紧了市区内的白色恐怖。4月24日，淞沪警备司令部颁布的“紧急治安”条例贴满了大街小巷：“造谣惑众者处死刑”！“集中暴动者处死刑”！“怠工罢工者处死刑”！“鼓动###者处死刑”！“扰乱金融者处死刑”！“破坏社会秩序者处死刑”！“无命令而破坏物资者处死刑”！白纸黑字，触目惊心。

4月27日，淞沪警备司令部再次贴出布告：（一）自本月27日起禁止郊区人民迁往市区。（二）无上海市身份证者禁止入城。（三）迁出城外不受限制。（四）任何人私藏武器，一经查出就地枪决。

一时间，警车横冲直撞，特务四处捕人，军警戒备森严，几乎天天都有进步人士被捕枪决，甚至连虹口公园、大世界这些昔日最有名的娱乐场所也变成了刑场。仅4月26日这一天，上海市14所大专院校就逮捕进步学生356人。在国民党统治上海的最后一个月内，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

在这大战将临的时刻，资本家政客及国民党军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纷纷外逃，能去美国的去了美国，能去港澳的去了港澳，能去台湾的去了台湾。就连一个月前，秉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旨意，在上海发起组织所谓“自救救国运动”的青帮头子杜月笙，见大势已去，也悄然动身去了香港。整个大上海似乎乱了方寸，被一种极度恐慌的气氛所笼罩。

在这种情况下，大舅心急如焚，时刻挂念着孤身留在上海的我母亲，多次来信要她速回安庆老家躲避战乱，大姨在美国则连发数电，催促她速下决心，赴美留学。

何去何从，面对人生的又一次重大选择，母亲表现的出奇冷静。俗话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母亲把我大舅和我大姨的所有来信来电一律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1949年的整个春天，母亲象一个幽灵不停地在校园里、在同学中寻找着地下党组织，但就是找不到。她心里明白，党组织就在身边，而且是在有意回避她，但她却不知道究竟因为什么回避她。那时上海所有大学都已放假，胆小的学生回家躲起来了，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被组织转移到解放区了，留下的都是护校或准备为解放大军进城带路的，母亲一直没走，可整天无所事事，东游西荡，没有人给她布置任务。

终于，母亲彻底绝望了，她象一只在暴风雨中脱离队伍的孤雁，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寂寞和痛苦。固执的她经过几天不眠之夜的反复思考，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的决定。

母亲谁也不依靠，她要孤身逃出戒备森严的大上海，投奔人民解放军去。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善于叛逆的她再一次做出了让所有人都瞠目的抉择。

四　参军

母亲对我讲过，如果学校地下党组织接纳了她，她肯定就会留下，等待解放大军的进城，毕竟母亲是在城市长大的学生，农村和军队是她毫不熟悉的领域。

但母亲当时已经明显感受到了学校地下党组织对她的不信任，这一下反而激起了母亲的倔脾气。

母亲暗自在心里发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你不相信我会参加革命，我偏要参加给你看看。这里的党组织不让我革命，我就去寻找允许我革命的党组织。我不清楚哪里的党组织会收留我，但我坚信一定会有收留我的党组织。我不知道解放军驻扎在什么地方，但我知道向北走就一定能遇见解放军。我不知道解放军的军装是绿色的还是灰色的，但我知道他们的帽子上都戴着闪亮的红五星，只要看见高举红旗，头戴五星的部队，那就一定是人民的子弟兵。

母亲解放后遇见的那位地下党支部负责人承认，我母亲这一举动终于使他们形成共识，这是一位下定决心背叛家庭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富家小姐。然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母亲已经象雾水一样在一个黎明前的黑暗，从学校蒸发得无影无踪了。

母亲是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悄然离校的。结伴而行的还有一位男生以及一位叫张洁、一位叫秦菲的同班女同学。母亲后来多次对我提起这两位与她一起参加革命的女同学。张洁是河南人，长得亭亭玉立，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位少将师长，但她母亲和父亲早就离了婚，所以自幼跟随母亲生活，十分艰难。秦菲是上海人，生得楚楚动人，父亲是开纱厂的老板，是个富家小姐。她们和我母亲一样，平时经常阅读进步书刊，追求进步，向往光明，却又找不到党组织的大门，于是一商量，决定冒险逃出戒备森严的大上海，去投奔兵临城下的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