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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部长一番话语重心长，句句都是肺腹之言。可母亲那时年青气盛，根本听不出弦外之音。再加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变性格脾气又岂是件容易办得到的事情。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果然被李部长言中，吃尽了固执的苦头。

大度的李部长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最终为母亲开了“绿灯”。

母亲去的是她最不喜欢去的文工团。本来说好了是要顶替张洁当舞蹈演员的，可文工团长一看到母亲齐耳的短发，就傻眼了：“完了，完了，不是说你梳着两条大辫子吗，你的辫子哪去了？没有辫子怎么跳舞？”

母亲满不在乎地说：“没辫子就不能跳舞啦？我从小到大就根本没留过辫子。留短发多痛快，行军出操打仗都方便，洗头也节约时间嘛。”

团长听了直瞪眼，大呼上了张洁这个小鬼的当。但木已成舟，张洁早已去了保卫部，追也追不回来，只好暂时把母亲分到腰鼓队。可打腰鼓的女同志也需要留一条大辫子，走在大街上，胳膊来回挥舞着，细腰一扭一扭的，辫子一甩一甩的，那才叫好看。解放初期关于女人的审美观很简单，只要是大眼睛，双眼皮，红脸蛋，黑长辫，就算是长的俊，其中前三项标准是先天具备，无法改变的，唯独黑长辫是女人可以后天努力的，只要你不是黄毛丫头，只要你让头发不停地长呀长，就有可能蓄出一条黑油油的引人注目、为女人增添姿色的大辫子，因此，辫子的粗细长短黑黄成为决定一位女人漂亮与否的关键

母亲当时没有梳辫子并非她的发质不好，恰恰相反，我母亲的头发又黑又密，直到现在年近八旬，依旧没有一根银丝。母亲之所以没有留起长发，也并非没有爱美之心，而是纯粹为了工作方便。她后来和父亲结婚时，就特意梳了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张早已发黄的结婚照片母亲至今珍藏着，但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一张母亲留长发的照片。

母亲在腰鼓队逗留的时间很短。一来她留着短发，混在一群梳着大辫子的姑娘中间，象个假小子，特别不协调；二来母亲毕竟是一名军官，一天到晚和那些刚刚入伍的中学生在大街上蹦蹦跳跳也确实不合适。很快，母亲便被调到文工团军乐队担任文化教员，在那里渡过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日子。

六　违命

1950年夏，10兵团筹备建立机关幼儿园。由于入园孩子的父母几乎全部是兵团机关的高级干部，象时任兵团主要领导的叶飞、黄火青、刘培善等几位将军的孩子都在其中，所以对幼儿教师的政治审查非常严格。政治部干部处把兵团所有女同志的档案扒拉了一遍，发现母亲原来在大学正好学的是幼儿教育专业，于是如获至宝，一纸调令将她从文工团调到了兵团机关幼儿园担任幼儿教师。

母亲接到调令，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去了幼儿园。报到那天，母亲和张洁、秦菲在幼儿园门口不期而遇，三个同一天入学同一天入伍同一队南下的好朋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背诵出毛泽东的一段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言罢，三人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母亲调到兵团幼儿园不久，马上就开始有领导为她介绍对象，她先是婉言谢绝，后来置之不理，实在抵挡不住，干脆又打了个报告，调到28军幼儿园工作。可到了军里，女同志越发成了稀有动物，给她介绍对象的频率更是远远超过了兵团机关。说客们你方唱罢我登场，铺天盖地，轮番进攻，好不热闹。

就在母亲几乎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按照苏式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要求，师一级机关也都开始筹建幼儿园。83师政治部向军政治部打来一份报告，要求军里给他们师幼儿园派一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不怕基层艰苦的负责人。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主动请缨，并很快获得批准。

应该说明的是，母亲主动要求去当主任，并非是向组织要官，一则从军到师不是去享福，而是需要有“不怕基层艰苦”的思想准备；二则母亲当时已是正排级，和师幼儿园主任同级，属于平调；三则按惯例从上级机关调任下级单位本应提拔半格，但母亲没有提出任何附加条件就风风火火的走马上任了。

说起来好笑，和母亲同时入伍的女同志都先后嫁给了师团干部，并随着丈夫的步步高升，从团到师，从师到军，舒舒服服，优哉优哉做起了全职太太，而母亲则恰恰相反，为了躲避婚姻，她从兵团到军，又从军到师，一溜向下走，还乐哈哈觉得自己幸运的不得了。

一九五三年，组织上选派母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