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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审不要紧，母亲复杂的社会关系把政治部主任吓了一跳，为了慎重起见，政治部专门派出2名干部外出调查母亲的个人历史及其社会关系，并做出决定，在母亲问题没有搞清之前，不允许和我父亲结婚。

解放初期，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和残酷，28军又驻守福建前线，隔海相望的就是做梦都要###的蒋介石，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母亲要想和前线部队一位管干部的干部结婚，政治上有一点问题组织上也是不会批准的。因此，面对组织的决定，母亲表现的十分坦然，她对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俯仰无愧，她坚信，水清石自出，人正不怕影子斜。

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审就马拉松式地整整审查了一年。

其实也并非组织上愿意充当无情无义的法海和尚，而是母亲的确有着太多说不清的问题。

出身资本家是问题；我大姨父原是国民党驻美国大使馆外交官现在定居美国是问题；我小姑姥爷原是国民党中将高参现在定居香港是问题；我母亲的表姐夫原是国民党三青团中央高级官员现在定居台湾是问题；我四舅毕业于黄埔军校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少校军官是问题，等等，以及其他一些连母亲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亲戚侨居国外。这许许多多问题放到一起，就连政治部的同志也犯了愁傻了眼。

那时没有对外开放，国内的亲戚还好调查，国外的亲属恐怕一辈子也弄不清。母亲自己也十分清楚，外调的最后结论，很可能是什么也搞不清，而什么也搞不清的后果，就意味着组织上不会批准母亲和父亲的婚事，甚至让她脱下军装，离开部队。母亲心里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母亲在接受外调审查的那段日子，外界的议论很多，似乎她犯了什么错误。而父亲也一直没有接到原定的任职命令，只是每星期到幼儿园“检查工作”更勤了。母亲知道，父亲没有及时升迁完全是她的原因，他过于频繁的来到幼儿园，显然也是为了安慰母亲，怕她思想有压力。父亲越是殷勤，反倒使母亲更觉得心里忐忑不安。有一次，母亲实在忍不住，就对我父亲说：“我的家庭社会关系问题肯定是搞不清的，你是历史清白的工农干部，年富力强，正是组织重用的关键时候，千万不要因为我耽误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我们分手吧，成不了夫妻起码还是革命同志嘛。”父亲听了，瞪着眼睛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余耀华不就是生活关系复杂一点吗？可你已经参加革命而且组织上是有过结论的，成分高就不成家立业过日子了吗？我们正大光明谈恋爱，问心无愧，对得起组织，对得起党，没有什么可丢人的。大不了一起转业到地方工作，一样是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嘛！”

母亲说，这是我父亲这辈子唯一的一次对她发火。

我后来无数次心驰神往的想象着这次谈话催人泪下的悲壮效果。母亲深爱着我的父亲，为了不影响我父亲的政治前程，她违心作出了分手的思想准备；而父亲同样也深爱着我的母亲，为了能够和母亲顺利结婚，他无奈作出了转业的痛苦选择。这段杜甫唐婉“错错错、莫莫莫”式的爱情故事，父亲和母亲是在一场严肃冷静的谈话中，以悲剧色彩开端，以喜剧效果收场的。

父亲的一位老战友评价过我父母的婚姻，他说：“在那种政治高压下；谁也没想到你父亲和你母亲最终还能结合，结合的结果是，你父亲背了你母亲的累，你母亲沾了你父亲的光。”

父亲老战友的言外之意是：父亲这位根红苗正的工农干部因为和母亲结婚影响了未来的政治前途，而母亲这位资本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因为和父亲结婚而免受了许多政治折磨。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成立；可事实上父亲和母亲谈恋爱的时候确实正好面临提拔，考察材料都写完了；可就是迟迟不见下文；直到一年之后母亲政审结束；父亲才被任命到8团担任干部处长；毫无理由地拖延了一年。是否纯属巧合，父亲从没追问过组织，组织上也从没向他有过任何解释；彼此心照不宣。

几十年过去了，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对子女们谈及过这个敏感问题，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婚姻是如此的一波三折，有惊无险。我后来只从母亲嘴里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母亲接受审查期间，在母亲受到不公正待遇、精神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时候，我那同样在心灵上经受着政治和道德双重考验的父亲始终和母亲保持着公开的恋爱关系。我想，这或许就是父亲对母亲无声的最大支持。

父亲的战友对我竖起大拇指，赞叹道：“你父亲的人品没得说，了不起！”

一年后，对母亲马拉松式的审查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