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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怀平很困惑，同时也很焦急，虽然现在红安和麻城的革命运动都在蓬勃有序的发展，可是一想到这都是在那支不明情况的部队带领下进行的，就让他有一种完全没有底的感觉，不知道这支部队是不是GM党使的苦肉计，更害怕他们忽然间一翻过脸来，就对革命群众大肆屠杀。但他却什么都做不了，什么忙都帮不上，那种无力感，简直令他抓狂了。

但是，另他们绝对没有想到的，一场更为深入的斗争以及一场更为轰烈的群众运动正在掀起，这场运动将彻底的改变他们的看法，同时，也使得中华工农红军第十七军牢牢的扎下根来，将红安、麻城两县变成党稳固的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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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1928年1月6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红麻清洗”的行动开始了，在李锦江的布置下，那些派出过人与武汉联系的地主们，在李锦江派出的一支支小分队面前，毫无抵抗能力的全部抓到红安、麻城两县的县城，同时李锦江大力进行宣传，请各乡各村的百姓、农民们到县城来，参加对这些“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内奸”的公审。

这次李锦江没有参加公审，红安的公审就由三师政委徐炳权主持，麻城的公审由一师政委李炳主持，对于他们，李锦江还比较放心。这两个师的政委都是原来混成团的政委，混成团改师了，他们也就成了师政委。

张卫带的手下，除了不听话的几个，其余的都是那种没有官僚习气，懂得基本的军事常识，能够够身先士卒的起到带头作用的人。不然，张卫也不会放心让他们在主力作战团中担任政委了。

原先一些光吃饭不干活的，或者干活帮倒忙的那些语义上的“领倒”，过去由于迫不得已，只能调他们去炮团啊、战区防空团啊这些支援作战单位，由着他们仍然尸位素餐的担任领导职位。在“太行整风”中，借着整风形成的良好风气，李锦江也磨着张卫撤掉他们。结果虽然没能彻底将之放下来，也调出了部队，把他们甩到了地方去。

可以说，在张卫的严格要求，以及李锦江的一些为了国家的“私心”作祟下，现在师里能够掌握实权的，都是那些真正能够为了中华好，期望中华强盛起来，并能够为了中华的强盛不惜牺牲一些自我的人。

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李锦江对他们非常放心。即使是张卫那边政工一线的人员，李锦江也放心把这些工作全部交由他们来做，不去做任何限制，甚至要求他们不要搞什么请示汇报的一套来降低效率。什么事情只要属于权限范围内的，两人商量解决，不能解决的多征询意见，集思广益，实在不能决定的或是超出必要限度的再报告上来。

而徐炳权与李炳也并没有辜负李锦江的期待。

作为一名政工人员，他们从底层一步步的上到这个位置，基本上都经历过了2012年时那些黑暗，知道那些黑暗面的勾当。同时，他们本身原来也是一名有着理想与志向中华人，虽然一度在黑暗面前丧失过自我，但随着第九数字化师的组建，张卫把他们这些还不算利欲熏心的基层军官抽调到数字化师后，在第九数字化师感受到了那种有些与现实不一般的风气。并且，有感于张卫敢于顶着上面的压力重用李锦江等一些有着真才实学的军官，使得第九数字化师的迅速形成了战斗力，他们能够将自己逐渐偏向那些官僚陈腐的心纽正了过来，真正竖立了一个为了中央华族人民贡献的心态。

这么一场可以为革命增加数之不尽的好处的公审，两人向李锦江询问清楚了李锦江的打算后，考虑到与当前党组织联系不上，工作有些地方仍然难以打开局面等令李锦江头痛的问题。两人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并与下面各团团政委开会商讨了具体的细节。

最后，在徐炳权和李炳的操作下，考虑到各县的条件，两人采用了分批进行的办法。宣传队和工作组一乡一乡的开展宣传，进行公审前的动员准备。

通过宣传即让民众知道，这些地主以前是多么的坏，多么的欺压百姓和劳苦大众；同时又要大力宣传富国强民的道理，宣传李锦江和张卫既定的工作政策，宣传李锦江和张卫的政策好在哪里。

有些和当前中华GC党中央相抵触的方面，也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宣传。详细描述了进军大城市不现实的地方，也对一些“全部打倒论”进行了批判，指出在现实一些方面可能会有利，但在长远会给革命造成的损失的情况。这些方面，这些政工干部们都有着远超这个年代的学识，见识过隐患的爆发，因此，他们所作的针对性解释，不但令看到告示的两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