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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后半生的转折点，我认为就是哥哥宁宁的出生。你看她开心的笑容，在所有照片中实在太罕见了。我的哥哥孔继宁生于1962年，是毛家第三代中惟一见过外公的子孙——那时他还是个婴孩。 这里，还要讲最后一个与头发有关的故事。妈妈尽心尽力担当着替外公照顾外婆的责任，照片上外婆的发型就是妈妈设计的。直到60年代中期，外婆都是把留长的头发梳成两条小辫子并盘在脑后，而这样不便于梳洗。妈妈就把外婆的辫子打开，把头发剪断，从中间对分，人显得精神多了。直到去世，外婆都保持这个发型。 1972年，我出生了，而且也赶上了让外公起名。妈妈把我的照片带去给他看的时候，外公把自己名字里的一个“东”，还有自己喜欢的“梅”都给了我。怎么样，够大方的吧？ 我是在上海出生的，两岁到六岁之间都在外婆身边度过，可以说继续代妈妈尽孝吧——父母当时都是军人，那些年运动不断，他们格外忙碌。由于当时年纪小，外婆给我的印象并没有后来深。说来也怪，以往听外公的录音，和外公会面都能引起她病情的重大反复。而当1976年外公去世时，全国人民泪落如雨时，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次不亚于前两次的危机。只不过由于压抑较深，当时没有爆发，而分几年逐渐释放出来。只要外婆一发病，楼里马上就如无人居住般安静。她那对外公已成永诀的思念，对往昔岁月的痛惜，一丝一缕地慢慢侵蚀着日渐衰老的身心。终于在那个我永远不能忘记的1977年初秋之夜，她坚持睡在我房间的小套间书房里，躺在拼起的椅子上，窗户只开了一条小缝。在冷风侵袭下，第二天我发现外婆已不能起床，她中风了。 然而，外婆病得真不是时候。当时国家的形势已走向拨乱反正，1979年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贺子珍“解放”了！《人民日报》为此配发了这张我和外婆在医院花园看《解放军画报》的合影。那一年，她七十岁，我七岁。  
第五节 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五）
1978年，已到入学年龄的我，告别外婆，来到父母身边。次年外婆终于获准进京，当时正逢建国30周年。从1949年坐火车去北平在山海关遇阻，到现在中央派专机去上海接她来首都，为了这一天，她足足等了30年。现在，她可以来了，可是…… 北京对她而言，一来意味着丈夫，可他已在三年前离开了人世。而只要他活着，自己就不能去。这个悖论使两位老人一直痛苦着。二来意味着国家，就像当初她不顾一切前往的红都莫斯科，是心中的圣地，理想的家园。但她来北京后惟一的外出，都没超过天安门广场和左右公园的范围。 此时的外婆身体已经很差，中风和糖尿病已足以让她离不开医院。因此为了健康起见，她一定要去的瞻仰纪念堂时间被一缩再缩，规定则一严再严。在纪念堂，曾经和被纪念者有过十年婚姻、六个儿女的外婆，把眼泪和呜咽一并吞下肚里。 外公曾在一位他建国后很喜欢的卫士面前袒露心扉，痛苦地回忆起劝阻外婆出走未果的伤心史：“唉，她那次就是要走，听不进我的话。我哭了，怎么劝怎么说也没有制止她……”1978年他受我妈妈委托去上海看外婆。外婆见到外公身边的人总是激动不已，这次她握着人家的手，口形费力地开合着。现在，他跟在外婆轮椅后面，随着满屋的人一同流泪。他理解了外婆。 妈妈和爸爸推着轮椅，让外婆坐到休息室的外公手书《七律·长征》前面。外婆抬眼望着丈夫那熟悉的龙飞凤舞草书，久久不语。在她身边是一圈空荡荡的椅子，一把、两把、三把……一共十几把。如果外婆因长征而失去的亲人都坐在这里，该多好啊！爸爸、妈妈、妹妹、妹夫、弟弟、儿子，都不在了，只剩下她一个。 果然，外婆被扶上了车。即将启动时，她向车窗外望了一眼。其实那双早已被泪水模糊的泪眼，什么都看不见的，就像刚才被匆匆推过遗体身旁时一样。外婆与外公，他们就这样永别了。20年前一小时，现在几分钟，而这次说不出话来的则是丈夫。而自己纵使想说，丈夫也已听不到了。这样子，与垂暮之年的外公何等相似。 5年后，当我们跑着推开急救室大门时，一切都已结束了。外婆去了。随后是火化。火焰熄灭后，几块沉甸甸的钢铁家伙终于在森森白骨中露出了面目。写到这儿，我现在真想喊一声：外婆，您当年不是要去上海取弹片吗？现在，伴随了您近50年的它们，终于在上海被取出来了。  
第五节 外婆贺子珍的后半生（六）
外婆给我们留下的，除了她的冤家弹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