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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游击区9个村的总人口7725人，地主占总人口％，富农占总人口％，中农占总人口％，贫农占总人口，雇农占总人口％，其他占总人口％。

白区7个村的总人口6381人，地主占总人口％，富农占总人口％，中农占总人口，贫农占总人口％，雇农占总人口，其他占总人口％。

苏区12个村总土地面积亩，地主占％，富农占％，中农占％，贫农占％，雇农占％，其他占％，公产占％。

游击区9个村的总土地面积16609亩，地主占％，富农占，中农占％，贫农占％，雇农占％，其他占，公产占％。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1）

白区7个村的总土地面积亩，地主占％，富农占％，中农占％，贫农占％，雇农占，其他占％，公产占％。

从上述调查可以看出：

（一）凡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苏区地主富农人口户口与土地占有均显著的减少。游击区地主富农占地受到相当削弱，白区地主富农基本上维持现状。苏区地主富农户口占总户口的5％，人口占总人口的％，土地占总面积的21％。游击区地主富农户口占总户口的5％，人口占总人口的％，土地占总面积的％。白区地主富农户口占总户口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1％，土地占总面积的％。这说明了苏区地主富农曾受到土地革命的严重打击，游击区地主富农也受到土地革命的削弱，白区地主富农在国民党统治下，虽有部分破产下降的，但从整个地主富农阶级户口人口与土地占有上来看，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化。

（二）苏区贫农多于游击区，游击区多于白区，而苏区中农少于游击区，游击区少于白区。如苏区中农人口占％，游击区中农人口占％，白区中农人口占％。又如苏区贫农人口占％，游击区贫农人口占％，白区贫农人口占46％。一般说凡经过土改的地方贫雇农都曾得到土地利益，其经济地位曾一度上升，许多雇农上升为贫农，贫农上升为中农，因此当时苏区中农多，贫农少。但由于长期战争的影响，尤其是红军北上后苏区基本群众遭反动派极大的摧残，并在保甲制度的长期剥削与压榨下，使他们遭受严重的破产与贫困，这是苏区、游击区后来中农减少的基本原因。

（三）在雇农成份的比重上，苏区少于游击区，游击区少于白区。如苏区雇农人口占％，游击区雇农人口占％，白区雇农人口占％。三种地区雇农人口占％，从总的方面来看，江西雇农成份所占的比例与东北华北相比是有很大不同，同时也表现出苏区、游击区、白区之间也有差别。产生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国民党长期大量抓丁的结果，有一部分雇工被抓去当兵，而且造成农村人口与劳动力大量减少，农村雇工不容易雇到，即使雇得到工资比较高，故请长工耕种土地不合算，因此地主富农愿意将土地出租而不愿意雇长工，这也说明了江西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主要是采取地租、高利贷的封建剥削方式，而雇佣劳动与资本主义剥削方式比其他省份要少得多。

（四）在公田占有上苏区、游击区多于白区。苏区与游击区公田各占％，白区公田占％，三种地区公田平均占总土地面积的％，在全省范围来说，有少数地方其公田占20％到30，个别县份如遂川公田占全县总面积40％以上，甚至个别乡村公田占85％（如遂川城厢区东关乡）。苏区游击区的公田多，白区少，正说明了苏区游击区山地多，交通不便，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宗族关系比白区的平原地区要深，这也说明江西的封建地主阶级除用自己的生产手段（土地与高利贷资本）进行剥削农民外，同时利用大量公田公产剥削农民，而造成农民对革命的迫切要求，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时期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客观有利条件。经过土地革命以后，封建的宗族统治在苏区曾受到摧毁，但国民党占领后，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又将其全部恢复起来，并且有些地方更发展了。这种封建的宗族关系，正是造成地方各种封建派系械斗的基本原因与社会基础。

第二章　新区农村调查（12）

江西地租形式主要有死租、活租两种，但死租多于活租，除此两种形式外，还有典租或叫押租（典租一般情况是借1元银洋还1桶租，但必须以一定数量的土地作抵押，如三年本利不清，债主即将土地夺取，也有因无土地而买白租的）。

出租土地的租额，不论死租活租，佃主与佃户一般多为对半或四六分租，也有少数地方以三七、二八收租或倒三七倒二八交租。上述地租所产生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