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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敢以己意追补，仍其旧日授书记语耳。”（书牍凡例敬题）嗣修认为书牍标题，出于居正口授。其实这是一句遁辞。书牍十三有《答宣大巡抚郑范溪书》，其时郑洛为宣大总督而非巡抚；有《答蓟辽总督张崌崃书》，其时张佳胤为宣府巡抚而非蓟辽总督，及居正殁后，佳胤始有蓟辽总督之命。诸如此类，可举者尚多。一切看出书牍前十三卷纵使大体保存编年的形态，但是标题方面，还是非常凌乱；有一部分出于居正口授，还有一部分则出于事后的追题，至其或出于书记之手，或出于嗣修、懋修之手，则不可考。

即就编年的奏疏及书牍而论，所谓“编年”，其实只给一个先后的顺序，并没有注明某疏、某书作于某年某月，也没有指实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编年底作用，实际还不能充分，一切待从史实方面推比证验，始能得到一个大概的情形。不过比诗集、文集要每卷、每篇单独推求的，已经便利了许多。

要为居正作传，眼前所有的材料，只有这一点点。倘使看到《明实录》，对于居正入阁十六年中的政绩，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认识；倘使看到同时诸人底文集，对于居正一生的史实，一定可以得到更多的参证。但是没有办法，一切的空论，掩饰不了材料底空虚。我感到徬徨了，几番想把这个主题搁下，但是还有一些眷恋，终于竟把这本传记写成。这是为的什么？我认定传记文学底写成，不完全是材料底问题，同时还有写法底问题。蒙尼辨耐底《狄士莱里传》写成六大厚册，一百五十万言，在材料方面，可称毫发无憾，但是莫洛亚底《狄士莱里传》继此出版，不妨为一本有名的著作。华盛顿早年底日记，直到最近方始发现，关于他早年的恋人，还无从确定名姓，但是华盛顿底传记，已经出到五百种以上，并没有因为材料底不完备而停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家知道有一个“至善”，也知道这个“至善”是无法完成的，但是人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于“至善”的努力。也许我们对于居正的估计，未免朦胧一点，其实从他对于国家的关系讲，人物不能不算伟大，只要传记文学底风气一开，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并不是不能想象的事。那么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作，替大家做一个前驱．未尝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责任。

其次关于文字的方面。我写《读诗四论》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用的文言，因为这许多书中，充满文言的引证，为求本文和引证的配合起见，当然以用文言为妥适。但是在写的时候，常时感觉到一种新的意境，必需运用新的笔调，才没有辞不达意的遗憾。后来写《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用的语体，便是这个理由。用语体写的时候，也有两种困难。第一，本文和引证显然用两种文体，读者最易感觉文字底不谐和，这是无可避免的困难。其次，语体底语汇比较贫乏，因此在叙述的时候，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这个困难也是同样无可避免，不过最近数年以来，这样的写法，已经成为风气，文字语言都在不断地蜕变，大家在这个风气之中，也就觉得无可非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也许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种变化，一切留给将来的人批评罢。

这样便引到对话的问题。对话是传记文学底精神，有了对话，读者便会感觉书中的人物一一如在目前。一篇《项羽本纪》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项羽和项梁往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这是两个人底对话。项羽要杀宋义，他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这是项羽誓众的宣言。其后鸿门之宴，项羽、范增、项庄、沛公、张良、樊哙，都有说话，文字非常生动，尤其是樊哙入见的一段，项羽按剑说：“客何为者？”这是问樊哙的，偏偏樊哙不答，张良说道：“沛公之骖乘樊哙者也。”项王才说“壮士，赐之卮酒”，这又是吩咐侍从了。一切都写得错综变化，使人感觉异常地活跃。

这个写法，在小说家手里，成为最好的工具。现代传记文学家也常时采用这个写法。但是传记文学是文学，同时也是史。因为传记文学是史，所以在记载方面，应当追求真相，和小说家那一番凭空结构的作风，绝不相同。这一点没有看清，便会把传记文学引入一个令人不能置信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