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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艺苑也。（书牍十五《示季子懋修》）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居正再行入京会试，会试以后，再与殿试。这次成功了，中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明史·选举志》言：“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居正这时，已经身居储相之列了。

居正会试时，座主是孙承恩、张治，因为他考《礼记》，所以他底房师是阅《礼记》试卷的陈以勤、吴维岳。进土一甲第一人是李春芳，其后与居正同时为大学士，同科还有殷士儋、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吴百朋、刘应节、王遴、殷正茂、凌云翼、陆光祖、杨巍、宋仪望、徐栻、杨继盛。这一科有第一流的首相、第一流的文人、立功边疆的大帅、弹劾权倖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

第二章　政治生活底开始

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为庶吉士，从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这时政治的大权，一切都在世宗手里。世宗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十六岁的时候，他只是兴王，武宗死了，遗诏召他嗣位。他自安陆兴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礼部尚书请用皇太子即位礼，世宗立即拒绝，坚持着遗诏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岁的青年，这样地坚决，确实是一个英主底举动。即位以后，为了追尊父亲兴献王的事情，和大臣发生许多的争执，但是在大体上，我们毕竟不能不承认世宗称兴献王为皇考，伯父孝宗为皇伯考，是一种合理的主张。此外还有许多兴礼作乐的事，也许现代的我们不感到很大的兴趣，但是如废除孔子文宣王的尊号，只称先师，撤除塑像，只设木主，究竟不失为开明的举动。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经老了。他只是四十一岁，但是皇帝底年龄，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底生活失去了上进的诱惑，于是他开始感觉到厌倦，再由厌倦感觉到衰迈了。从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经不视朝，二十年以后，便一直在西苑万寿宫，连宫内也不去。一切的政务，都在因循和颓废中间销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宫中开始修醮，至此更是无日不在修醮的当中。当时还有前朝、后朝的分别，前朝百官底章奏，是给世宗皇帝看的；后朝便是道士底章奏，也是给世宗看的，但是后朝的世宗，只是道士底领袖。可是世宗对于整个的政治，仍然把持着，一步不会放松。他是洞内的虎豹，发怒的时候，会从洞内跳出来，打死些獐猫鹿兔，打得厌倦了，便仍回洞内，度那优裕懒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后，世宗杀夏言，杀曾铣，杀丁汝夔、杨选、杨守谦、王忬，乃至杀杨继盛，杀严世蕃，都是同一的心理作用。然而世宗毕竟厌倦而衰迈了，整个的政权慢慢地从手里落下，严嵩、严世蕃父子就乘此盗弄君权，显赫一时。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里，当他从斋醮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严嵩不免奉命回籍，严世蕃竟至身首异处。假如这是当时政治的轨道，那么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这样的轨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来，政治的枢纽全在内阁。这是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阁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组织。现代西方的内阁，是议会政治的产物；它底权力是相当地庞大，有时甚至成为国家底统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议会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个的内阁，人员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时多至二、三十人；全体阁员，不是出于一个政党，便出于几个政见不甚悬殊的政党；内阁总理，纵使不一定能够操纵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内阁底领导权，任何阁员都不能加以否认。明代的内阁便完全两样了。整个的内阁只是皇帝底秘书厅，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底秘书：内阁底权力有时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当庞大的时候，仍旧受到君权底限制；任何权重的大学士，在皇帝下诏斥逐以后，当日即须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内阁的人员，有时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时仅有一人；因为阁员的来源，出于皇帝底任命，而不出于任何的政党，所以阁中的意见，常时纷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见一致，这只是和衷共济，而不是政见的协调；在四、五人的内阁中间，正在逐渐演成一种领袖制度，这便是所谓首辅，现代的术语，称为秘书主任，皇帝的一切诏谕，都由首辅一人拟稿，称为票拟；在首辅执笔的时候，其余的人只有束手旁观，没有斟酌的余地，即有代为执笔的时候，也难免再经过首辅的删定；首辅的产生，常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