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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又有闻警一首：（诗五，约作于嘉靖三十四年）

初闻铁骑近神州，杀气遥传蓟北秋，间道绝须严斥堠，清时那忍见毡裘。临戎虚负三关险，推觳谁当万户侯？抱火寝薪非一日，病夫空切杞人忧。

三十四年九月，俺答犯大同、宣府，十二日后，进犯怀来，北京戒严，这首诗大致指此。国家已经乱到这个地步了：皇帝在那里斋戒祷告，祈求长生；商贾式的严嵩在那里继续“货财上流”；清醒的徐阶只是束手无策，把整个的心力，精治青词，逢迎帝心。居正在朝也没有办法，何况在野！他底心绪，只向诗集里倾泻，最沉痛的是一篇七贤咏叙：（诗一）

余读《晋史·七贤传》，慨然想见其为人，常叹以为微妙之士，贵乎自我，履素之轨，无取同涂，故有谤讟盈于一世，而独行者不以为悔，沈机晦于千载，而孤尚者不以为闷，斯皆心有所惬，游方之外者也。夫幽兰之生空谷，非历遐绝景者，莫得而采之，而幽兰不以无采而减其臭；和璞之蕴玄岩，非独鉴冥搜者，谁得而宝之，而和璞不以无识而掩其光。盖贤者之所为，众人固不测也。况识有修短，迹有明晦，何可尽喻哉？今之论七贤者，徒观其沈酣恣放，哺啜糟醨，便谓有累名教，贻祸晋室，此所谓以小人之腹，度君于之心，独持绳墨之末议，不知良工之独苦者也。尝试论之。《易翼》有言：“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故语默不同，其撰一也，弛张异用，其旨归也。巢、由抗行，稷、契宣谟，并容于尧代；箕子佯狂，比干死净，俱奖于宣尼，岂有异议哉！余观七于皆履冲素之怀，体醇和之质，假令才际清明，遇适其位，上可以亮工宏化，赞兴王之业，下可以流藻垂芬，树不朽之声，岂欲沈沦滓秽，无所短长者哉！

等待罢，到了“遇适其位”的时候，居正决定要做出一番大事业。为国家致太平，为个人求不朽，一切都待着适当的时机。

但是嘉靖三十三年，居正已经请告回籍了，国家大事，只有交付给“货财上流”的政府，他自己正准备做一个“沈沦滓秽”的人物。在朝廷大政没有清明的时候，要在外省找一片干净土，事实上不可能。地方行政，永远是中央行政的反映，居正没有不知道的。在他回到荆州府以后，他只觉得在明代最初一百年间，荆州的情况还好，但是：

其继也，醇俗渐漓，网亦少密矣，变而为宗藩繁盛，螅��诱��ù�谝�巍Ｔ俦涠�锔巢痪��睹袷б担�窨嘤诩娌ⅰＳ直涠�然г泳樱�莆比ㄕ��谆涤谕得摇９势涫敝沃��选７欠蛏蛞忝鞫希�磺幸哉�樘薇祝�饰抻墒て淙味�淇煲印＃ㄎ募�拧毒Ｖ莞�饷�恰罚�

事情是显然的。宗藩乱政，当然给宗藩以限制；大地主兼并土地，贫民失业，当然给大地主以制裁，机巧变诈的人多，当然只有痛快地施行法治。一切都在居正底眼里，但是他只是一个在野的人，尽管有加以制裁的决心，但是没有加以制裁的权势。他只有种田了，一篇《学农园记》，写着他底生活：

余少苦笃贫，家靡儋石，弱冠登仕，裁有田数十亩。嘉靖甲寅，以病谢，自念身被沈病，不能簪笔执简，奉承明之阙，若复驰逐城府，与宾客过从，是重增其戾。乃一切谢屏亲故，即田中辟地数亩，植竹种树，诛茆结庐，以惬息其中。时复周行阡陌间，前田夫、佣臾，测土地燥湿，较穜稑先后，占云望祲，以知岁时之丰凶。每观其被风露，炙熇日，终岁仆仆，仅免于饥；岁小不登，即妇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于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尝不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谷顺成，黄云被垄，岁时伏腊，野老欢呼，相与为一日之泽，则又欣然以喜，嚣然以娱。虽无冀缺躬馌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咏歌欣戚，罔不在是。既复自惟，用拙才劣，乏宏济之量，惟力田疾耕，时得甘膬以养父母，庶获无咎。（文集九）

田赋以外，还有商税。洪武十八年令：“各处税课司局商税，俱三十分税一，不得多收。”（《明会典》卷三十五）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原则是原则，执行是执行，商税底额外苛求，无形转嫁，更加重一般人民底负担。这也在居正底眼中。他说：

异日者，富民豪侈，莫肯事农，农夫藜藿不饱，而大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