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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五年，事态更加严重。这年，徐阶生日，居正去信，自称“不敢走介，畏行多露”。又说，“鄙怀种种，亦噤不敢言，临楮惆怅而已。”（同卷《答上师相徐存斋九》）内阁的大权，完全在高拱手里，言官们又听他指挥，一步走错不得，一句说错不得，这是隆庆五年居正所处的地位。徐阶底地位更坏了。三个儿子同时被逮，田产充公了，两个儿子也问了充军的大罪，只留得徐阶慢慢地回味会不会得到和严嵩一样的结果。在严重的局势下面，居正还是苦心调护。他不愿得罪高拱，但是他要保障徐阶；集中留着下列几封信：

忆公昔在姑苏，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宪节以临之。乃近闻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吴中上司揣知中元相公，（高拱）有憾于徐，故为之甘心焉。”此非义所宜出也。夫古人敌惠、敌怨，不及其子。中元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仆素所深谅，即有怨于人，可一言立解。且中元公曾有手书奉公，乃其由中之语，必不藏怒，而过为已甚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终老，未有显过闻于天下，而使其子皆骈首就逮，脱不幸有伤雾露之疾，至于颠陨，其无乃亏朝廷所以优礼旧臣之意乎！亦非中元公所乐闻也。仆上惜国家体面，下欲为朋友消怨业，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闻，惟执事其审图之。（书牍十四《答松江兵宪蔡春台讳国熙》按国熙承高拱旨，穷治徐阶事，见王世贞《首辅传》卷六）

松江事，高老先生业已寝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为已甚，报怨亦自有当。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夺之牛，无乃过乎？今全吴亦所以爱郑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同卷《答河南巡抚梁鸣泉》）

往者奉书云云，盖推元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业已施行，自难停寝，但望明示宽假，使问官不敢深求，早与归结，则讼端从此可绝，而存老之体面，元翁之美意，两得之矣。仆于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谓“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仆之所欲闻也，倾耳以承，幸勿终靳！（同卷《答应天巡抚》）

这三封信，都很闪铄，尤其是后面的两函。高拱和徐阶结怨，急图报复，久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所指高拱给蔡国熙的信，大致是解释仇怨的话，这是表面文章，居正认为“宅心平恕”，“必不藏怒蓄恨”，只是顺水难舟，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答梁鸣泉函》，不知是否误题，梁梦龙（即鸣泉）为居正门下士，函中语气，似不类。徐阶、松江人，高拱、新郑人，所谓“全吴”“爱郑”者指此。答应天巡抚函所谓“辱回示业已施行”，正指来函“无可挽回”的表示，至于“有欲告我者”一句，是不是对于居正的一种谣言，正取一种欲说不说的姿势？现在不管他，但对于居正，还是一种威胁。“是仆之所乐闻也”，是一句挣扎的话。

高拱入阁以后，居正所处的是一个最困难的地位，一步一步都需要最大的审慎。热中的人不肯轻易放弃政权，但是要想维持政权，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庆五年居正还遇到一个问题，然而也居然被他度过了，这是胶莱河的问题。

隆庆四年九月，黄河在邳州决口，从睢宁到宿迁一百八十里河水骤浅，江南来的粮船，一概不能北上。在明代这是一个异常重大的问题。明代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但是明代的经济中心却在南京。一切的资源出在南方，尤其是四百万石粮食，全赖南方的接济。从南方到北方，惟一的生命线是运河，运河发生了问题，南方和北方失去联络，整个的国家，立刻受到影响。偏偏运河不是我们所想象到的那一条安全的水道，从瓜洲渡江，要经过邵伯湖、高邮湖、氾光湖、宝应湖、白马湖，这些地方还好；再上去便是洪泽湖，淮水从安徽来，在清口和黄河交汇，这是最大的难关。再上去，从清口到徐州茶城，黄河就是运河，运河要靠黄河底接济。水量太大了，南方来的粮船随时有漂没底危险；可是水量太小了，粮船便要胶搁半途。国家底前途，完全寄顿在这一条毫无办法、不可捉摸的水道上面，真是太危险了。因此明代一面重视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底职责，一面仍是不时提出海运底问题。海运是从太仓、嘉定沿东海绕成山角，入天津的一条航线。在现代当然是一条很简单、很安全的航线，但是十六世纪的中国，航海和造船底技术不比现代，所以一路的危险还是很多。有了危险，便不免要牺牲。牺牲人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明代，连皇帝杀一个罪犯，还要经过法司五次底执奏，何况是平常的官吏！隆庆年间，漕运总督王宗沐运米十二万石，自淮入海，直抵天津，不能不算很大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