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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让我解释我是谁，我想要问他什么问题。我告诉他，我是一名英国记者，在印度生活了许多年，我的妻子普莉娅也是印度人。我想知道为什么印度对如此多的外国人有如此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而我却感受不到这种力量。我没有说的是，在我看来，几百年来印度一直生活在西方人强加于它的“精神圣殿”的重轭之下，印度人也早已习惯于草草应付西方人的这种期待，只是有时会稍加点缀而已。几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期间，许多印度人或多或少将印度视为独一无二的超自然文明体。较之许多殖民统治者的蔑视态度，大多数印度人当然更愿意接受这样的自我形象。曾制定印度第一部刑法典的麦考利勋爵（LordMacaulay）曾写过一段引起公愤的话：与西方人的成就相比，整个印度的文学与哲学全都不足挂齿。温斯顿？丘吉尔的评价则更为恶劣，他说，印度“是一个有着野蛮宗教的野蛮国家”，“就像赤道那样，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1更不幸的是，持这种想法的人还不在少数。

与此相反的则是另一派同样具有代表性但根基更为深厚的观点。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Malraux）写道：“印度在梦想和时间上与我们相距遥远，它属于我们灵魂所附的古老东方。”2与他持相同见解的大有人在，德国哲学家阿瑟？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曾说，基督教的《新约》应该来自印度，因为这个国家有着人类最温雅和善的文明。3如果要在麦考利和马尔罗，或是丘吉尔和叔本华之间做出选择，人们自然会选择马尔罗和叔本华。虽然在过去的250年中，西方学术界对印度有过许多公允的评价，但是普通西方人的看法仍分为两派，或不屑一顾，或充满浪漫幻想，这样的看法延续至今。印度人大多倾向于浪漫派。印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曾写道：“在印度有很多人津津乐道于欧洲人对印度的浪漫诠释或赞扬，这是因为长期的殖民统治极大地摧毁了人们的自信心，故而对这样的评价尤为喜欢。”而这样的想法不只限于欧洲人，也绝非属于遥远的过去。当阿玛蒂亚？森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来到哈佛大学后，他发现在著名的“哈佛书店”中，所有关于印度的书都被放在“宗教”栏目下。4

安德烈自然同意后一种观点。然而我最想问他的是，他对印度的这种纯精神化的看法是否因为印度有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而动摇过。每一个到印度的人都不难发现它浓郁的宗教文化与骇人的贫困景象并存。在印度，敬神与渎神似乎总是联系在一起。一些印度哲人将贫穷归因于人们在前世犯下的错误。灵魂转世的信条则似乎可以让人们忽视现今的贫穷悲苦，甚至成为一些人安于贫困的精神支柱。面对身边四处可见的贫困景象，安德烈真的可以不为所动吗？他望着我，有些恼羞成怒，“印度是最富有的国家，只有印度才能理解物质主义的虚幻。”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念头，于是再次强调了这个观点。在如今的印度，崇拜财富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个国家至少有一半的人在追求财富。“但即使印度拥有了电视频道、手机和其他现代化生活设施，它也决不会滥用它们，沉溺于其中。”安德烈说，“对此我毫不担心，因为这是印度。”

引言（3）

不能简单地将安德烈的这些说法看成是嬉皮士的奇思怪想，或者狂热信徒的胡言乱语。显然，这个法国人研读过艰深的《梨俱吠陀》（RigVeda）、《奥义书》（Upanishads）和其他印度教典籍，他不是嬉皮士，也不是西方人眼里那种信徒。他的信仰里没有狂热、最后审判日以及虚妄的幻想。大多数奥罗新村人既不饮酒也不吸食大麻，他们不需要遵循任何具体的信条或教义。他们只需要认同印度对未来世界有着独特的哲学和道德重要性，这也是许多印度人认同的观点，无论他们有无文化修养。

虽然奥罗新村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外国人，但在今天的印度，类似的情绪也甚为普遍。同样，安德烈的很多观点，尤其是关于印度超凡脱俗的观点，即便在伦敦诺丁山、巴黎蒙帕那斯区或是好莱坞贝佛利山的聚会中，也会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简而言之，一种浪漫精神仍在主导着外国人和印度人自身对印度的看法。实际上，在代表印度的那些传统形象、符号和词汇里，认为印度超凡脱俗的观点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就算那些有意识地拒斥该观点的人，有时也会不自觉地成为它的宣传者。

道别时安德烈拥抱了我。他说，尽管我是英国人，但他仍然喜欢我。他略带歉意地说，绝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