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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杂览主义与自由表达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人生和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用来阅读的，因此我又常常自诩是一名“职业读书人”。不过，我通常会把自己的阅读生活截然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

首先是我编辑出版职业需要的阅读工作，我称之为“干活儿”。这样的阅读总是以字数来计算的，而且有任务的要求；虽然这部分阅读也会有读到“手不释卷”的机会，却是少之又少的——因为大部分文字作品（书稿）是需要出版，而不是真正值得出版；这也是如今好书难寻、精品难觅的缘由所在吧。由此说来，我大部分的职业阅读，都是被迫读一些不忍卒读的书稿文字，特别是读那些出版后连作者本人都可能懒得再读的“著作”（多为评职称作品）的时候，对于我无异于“炼狱”般痛苦。可是没有办法，以此为自己的谋生手段，也只好这样“阅读并痛苦着”了。

另一部分当然就是我的快乐阅读生活了，也有高明人士称之“悦读”。我不能说自己是天生爱读书的人——毕竟对于自己前世什么样不敢妄下结论，说是“后天爱读书”却也是不错的事实。回忆自己几十年走过的人生道路，我似乎真还举不出一件比阅读更令自己快慰的事情来。因此，今天如果说我还有什么人生理想追求的话，有足够多的精力、时间和资本，放下一切俗务，读自己喜欢的书就平生满足了。

在阅读的问题上，我一向奉行“杂览主义”（李书磊语），坚持读书无禁区，从兴趣出发、从爱好出发、从困惑出发。25岁以前的青春时代，也就是自己的学生时代，从中学至大学，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文青”（文学青年），整日做的都是文学梦——这几乎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所有青年人的梦想。那时，对于文学书籍，我充满了无限的激情，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当代文学作品，都是自己如饥似渴追逐的对象。有些作家和作品甚至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比如托尔斯泰的《复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北岛的诗，张承志、路遥、张爱玲、王小波的小说等。25至35岁的时光，进入工作和家庭生活以后，我焦躁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开始思考一些与青春与爱情与理想无关的、更加现实的社会问题。这便是我的“愤青”时代了——虽具有叛逆倾向，但更愿意追寻探究事物背后的原因。这时候已经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的阅读兴趣也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变化，转向了人文历史领域。对于我思想具有震撼和启迪价值的那一批书有：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顾准日记》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35岁以后，自己开始步入中年人的行列，终于发现作为一个平凡的普通群众，用艺术家陈佩斯的说法就是一介草民，对于所谓国家、民族和政治的洪流根本就是“无能为力”的，特别是我们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让自己和家人有尊严、有质量地活着，才应当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于是对于经济问题的关注，逐渐成为自己阅读的核心内容。这里不能不提到我的好朋友、好兄长刘旭明博士，他是我进入经济阅读的引路人。当我读到萨缪尔森《经济学》时候，才知道分析经济问题远不是过去大学、中学学习过的《政治经济学》那样死板、教条和不合时宜，而是鲜活、有趣、科学的思想激荡。再后来，读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才真正明白，我们这个民族近60年风雨奋斗，最后不过是回归到亚当·斯密早已经论述成熟的道路上。特别是联想到我们的一代思想家顾准为之献出灵魂和生命而思考、研究、捍卫的思想成果，早已经在200多年前的亚当·斯密那里得到了圆满的解释，更是让我久久心痛不已。

当然，如果仅仅将阅读视作自己个人修身养性、圆满人生的手段，于我自然是不相符的，否则也就没有目前这本集子了。自己一向认为同时也是一个愿意表达的人。自从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评述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文字起，便开始了自己的自由表达思想生涯。众所周知，在我们这样一个传统历史漫长的国度里，独立表达思想总是会有一定风险的，甚至有可能毁掉自己的身家性命。尽管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但他老人家毕竟没有因为“闻道”、“传道”而死，总还算是寿终正寝的；而无数其他的思想家和思想者却没有孔子那样的幸运：古代的文字狱自不必说，直至上世纪70年代还有遇罗克、顾准等思想家因为表达思想而付出了生命代价。我曾经设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