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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庸讳言，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并存的和平世界里，写作什么样题材的作品，早已经是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个人自由了。著作家们的创作动力则更多出于自己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所以滥情　、空虚、无聊、媚俗的作品充斥了世界各个角落。就我们中国内地的情况而言，许多年以来，我们不仅已经见不到抑或很少见到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伟大作品了，而且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文明传统也被我们抛弃到九霄云外。特别是在日益商业化社会的背景之下，有些作家为达到畅销目的，竟然不惜以展示自己那点个人隐私为卖点；更有甚者，有的干脆喊出了“下半身写作”的口号。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丧失了人类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文学艺术和文化将会堕落到怎样的地步！

幸好，我们过去曾经有过遇罗克，有过顾准；今天我们又拥有了张纯如。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才有机会对残酷的历史真相了解得更清楚、更彻底；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才有可能对我们人类自身的缺陷和罪恶有深刻的反省；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才知道更加珍惜今天自由幸福的生活；也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我们才相信作家之于我们之于社会之于世界的真正价值。

（2004年11月20日）

读书也是一种旅行（1）

在如今许多所谓“先锋作家”和“高尚”读者的眼中，余秋雨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十分赞许的名字，尽管余氏的作品在海内外中国人当中几乎家喻户晓。前几年，甚至于有个别青年学者不惜以揭发余秋雨的“历史问题”，来发泄自己对余作品流行的不平。其实，“文人相轻”在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度里，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正可谓“国粹”是也。且不说，大清王朝的“文字狱”实质便是一些读书人为了向皇帝邀赏而不择手段陷害另一些读书人的结果；就是离我们并不十分遥远的“反右”和“*”，不是同样盛行写文章打倒别人吗？当然，如今我们已经步入了法治社会，公民的名誉权、人身权、财产权都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是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一些劣根性，却并没有被我们今天的一些读书人所抛弃，可能在某些人身上还大有发扬光大之势呢。所以余秋雨先生和他的书不被一些主流作家和学者所看重，我并不奇怪。

余秋雨先生最早流行的著作便是他在1992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文化苦旅》，距今已经有十余年的时间了。虽然这十余年间，余先生又先后了出版一部又一部“文化散文”，并且每部都十分畅销，且“余秋雨”三个字也几乎在出版界、文化界成为“畅销作品”的代名词了。随着余先生的声誉日隆，其受到的攻击与诋毁，似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事实上，所有的攻击与诋毁并没有影响到余先生的声名远播，以及广大读者对余先生及其作品的喜爱——当然也包括我这个专业读书人。我对余先生作品发生兴趣，便是从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著作——《文化苦旅》开始的。

在阅读《文化苦旅》之前，我所了解到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散文作品，要么是杨朔式的“政治抒情”与无病呻吟；要么是秦牧式的火药味十足的“批判檄文”；即使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天以后，即使是那些被某些当代中国作家们誉为“美文”的散文作品，也无外乎是一些“咏物抒情”的小品文而已，不仅没有真正的现代精神，就是连唐宋八大家的古典精神也不具备。因此，在我第一次读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之后，才真正领略到中国现代散文的风采，领略到“文化散文”的价值。我知道，我如此的看*得罪我许多的同行和同类，但是没有办法。如果有人非要说喜欢余氏作品的人是俗人没有文化的话，我宁愿承担这样的“好名声”。

在我看来，《文化苦旅》的最大价值是让中国文化走入民间。余先生是教授是大知识分子，然而许多喜欢《文化苦旅》的读者却是称不上知识分子的普通民众。不是有人在前几年编过这样一个段子吗：说公安在某“三陪小姐”的包里不仅搜到了口红、保险套，而且还搜到了《文化苦旅》。很显然编这个段子的人对于余先生的作品抱有些许敌意，但也至少证明了不喜欢余氏作品的人同样承认《文化苦旅》在读者（毕竟“三陪小姐”也是我们社会群体中的一部分）心目中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