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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去。”说着就收拾衣服，打起了包袱。张苗贵见妻子真生气了，才说：“钱都被堂兄强借去了。”张汤氏就逼丈夫：“今天咱不出去卖豆腐了。你去给我讨钱。他们几个真是欺人欺到家了。”今天妻子张汤氏真没有做豆腐。张苗贵见无豆腐可卖，只得去找那几个堂兄要钱。可是几个堂兄弟好象有意躲着他。他到老二家，老二不在；到老三老四家，他们同样不在家。他好容易打听到，老二到别人家赌钱去了。他找到正在赌钱的老二，就向老二要钱：“二哥，家中要凑点钱买豆子，你看能不能把欠我的钱还我？”老二头也不回说：“我借过你的钱吗？你有什么证据？空口无凭诬赖好人，我还说你借过我的钱呢？”张苗贵听了这话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敝了好半天才说：“二哥，钱，你用就用了，怎么连一句人话都不说。”别看老二平常“苗贵长、苗贵短”地叫得蜜甜，这时却一脸凶气，对张苗贵说：“今天看在你是我堂兄弟的面子上，趁早走人，如果再不离开，影响我赌钱的兴致，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张苗贵是个从骨子里就怕事的人，见堂兄弟耍赖耍横又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就满肚子怨气回到家中。张汤氏问：“钱要来了没有？”张苗贵垂头丧气的回答：“没要来。”张汤氏气不打一处来，对丈夫说：“你真是窝囊废，你要不来，我去要！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张汤氏照常又做起了豆腐，丈夫照常挑出去卖。隔了一段时间，张汤氏忙完了活，丈夫张苗贵挑着挑子又出门了。她打听到堂兄弟三个人聚在一起正在某人家赌博。大儿子张东奎上学堂读书去了，家中只有她和小儿子两个。他叫小儿子在家中看门，自己去找那三个堂兄弟要钱。张汤氏找到三人赌钱的那家，正好堵到那堂兄弟三人。张汤氏说：“我家小本生意，钱都借给你们了，我家还做不做生意？你们有钱赌博怎么无钱还我？”这兄弟三个只装做不理会。张汤氏急了，伸手拽住老四衣服：“老四，你们今天必须还钱，否则就不是人养的。”赌场冷场了，赌徒们都看着老四和张汤氏，这老四本身就是无赖之徒，见张汤氏拽其衣服，弄得自己下不来台，就抓住张汤氏的拽他的手臂，猛一用力，身材矮小的张汤氏面朝地摔倒在地上，半天没有起来。张汤氏返过气来，披头散发拉着老四哭叫着：“我跟你们拼了。”老二、老三见张汤氏抓住老四撕打不放，就一齐上前，你一拳我一脚痛打张汤氏。张汤氏哪里经得住这几个壮汉的殴打，被生生打倒在地上起不来。堂兄弟几人行凶后，扬长而去，还是几个赌博的人见张汤氏满嘴流血，倒地不起。找来一张小床把张汤氏抬送回家。

张汤氏在家中一躺就是个把月。此时，大儿子张东奎已经十六岁，虽然年龄不大但个头却不矮。母亲被人毒打。他放学回家看着躺在床上的母亲，从屋中摸起一把菜刀要去找几个堂叔拼命，被父亲死活拦住。父亲说：“你一个孩子能是他们几个的对手吗，咱忍了吧。”老伴暂时不时下地干活了，张苗贵一个人忙里忙外显得笨手笨脚。每天只能做个两包豆腐，比往常少做一半，卖完即早早回家，照顾妻子。张东奎人在学屋中，心却飞回了家。他已无心思上学，放学后即早早回家帮父亲打些下手，还帮着父亲照顾母亲。晚上有些空闲时间就找本庄好友同龄人周桂昆说说话。谈一谈家中的遭遇。

周桂昆已辍学一年，帮家中干些农活，闲时也喜欢和别人在一起聊天，闲谈之中内心由衷流露出对现实不满，说出话来明显和一般人不同。他时常对周围人说：“有朝一日，穷人能吃上饱饭，冷天能穿上暖和的衣服就好了。”　“富人欺压穷人难道天生就应该吗？”周围的人有人讥笑他，这孩子大白天说梦话，咱人穷怪咱们的命不好，前世投错了胎，命该如此。周桂昆也不屑与这些人交谈。但周桂昆的这些话引起了经常来庄里走村串户的一个铜匠的注意，这个铜匠姓叶，人长得较黑，四十岁左右，挑着修理铜壶、铜盆之类的挑子和十里八村的人混个眼熟，人们都叫他叶黑子，真实姓名却无人知晓。其实这叶黑子是宿迁创党最早的人员之一。他以铜匠这行做掩护，一方面为党传递情报，一方面留心各地方的先进分子，以培养和发展秘密党员和组织。他已经注意和观察了周桂昆好长一段时间。这天他又来到周桂昆的庄子，有意走到桂昆家茅草房门口，口里喊着：“修铜壶、铜盆喽，修铜壶、铜盆喽！”光喊就是不走，周桂昆从房中出来，说：“这位老师傅，喊得人心慌意乱的。”叶黑子笑道：“是小兄弟你啊？”周桂昆奇怪：“你认得我吗？”叶黑子说：“我怎能不认得你？你经常说些不顺耳的话，名声早已在外。”周桂昆反驳道：“什么叫不顺耳，都不是明摆着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