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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运行中的问题是：如果奥萨马？本？拉登发动袭击时没有中央情报局和参联会，如果国会1947年没有创建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美国的情况会比现在差吗？也就是说，如果布什总统只能依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机构，一个大小适中的主管外交的国务院和两个主管军事事务的小型内阁机构，他会把伊拉克搞得更糟吗？更直白地说，国家安全机构历经60多年的演变，它到底增加了什么价值？如果答案是“没有”，也就是说，如果投资回报基本上为负数的话，那么也许现在应该考虑废除这个显然没用的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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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1）

由于国家安全机构的明显缺陷，帝国总统们转向别处寻求有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建议。中央情报局或参谋长联席会议总是告诉总统想听到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努力或许依然具有一些边际效用。不过，在紧急征求意见时，总统日益依靠较小的亲信圈子，而不是散漫、吵闹的官僚机构。对总统的个人忠诚，而非机构内的官阶，成为影响力的最终决定因素。

在这个国家安全危机永久化的时代，严肃问题总是在私下、幕后处理。这才是真正运作当代政治的地方。实质性的行动只涉及少数几个玩家，多数不是选举出来的官员，他们的决议多数是在秘密帷幕之后作出的。

从一开始，这种做法就蕴涵着两种理念。第一种理念认为，通过咨询一批亲手挑选的“智囊”，总统有可能作出更好的决定。虽然“决定者”最终拍板，但作出决定的实际过程是集体进行的，总统听取老练、机智、世故的顾问们的意见，顾问们依靠拥有专业知识的官员。

第二个理念认为，这些顾问必须只为最高行政长官服务，不为他人效力。只有保证咨询意见不公之于众，“智囊”才会坦率、诚实地讲话。这是寻求“行政特权”的基础。

其实，一般来说，“智囊”认为公众甚至国会干涉政策制定即便不是危险的，显然也是无益的。他们认为，国家安全非常复杂，超出普通公民的知识范围，因为他们也会受短期的、情绪化的考虑影响，无法形成冷静的、长期的观点。普通大众反复无常，把握不了这些事务。他们不识大局，察觉不到微妙变化，缺乏果敢决断。寻求真正战略途径的总统只能依靠老练的内部人士，他们充满理性，不带偏见，信息灵通，人脉广泛，掌握标准的政治词汇，了解世界实际运转的方式。

总的来说，国家安全精英极其鄙视公众，虽然他们对此一般都秘而不宣。对媒体讲话时，他们尊重所有熟悉的政治习惯，经常充满敬意地提及美国人民的“意愿”。

可是，这个面具经常滑落，公然暴露出这些内部人士毫不关心无知大众的想法。“如果你真的有*，做人民想做的事情，”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曾经顺口说道，“你每次都会犯错。”艾奇逊的话表达了他的个人观点，也准确总结了国家安全精英的基本看法：民意不可信；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民众的角色是提不同意见。高级官员如何让民众顺从？迪安？艾奇逊解释道：依靠宣传。他在*中写道，在向民众解释政策时，“要说服民众，限制条件必须让位于简洁，准确和细节必须让位于直白甚至蛮横”。他的意思是不能事无巨细地讲述真相，而是传递“比真相还清晰”的观点。

总统依赖“智囊”绝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时期，他雇用爱德华？M？豪斯当他的亲信、密友和外交纠纷调解专家。这一传统的高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批优秀公民（从华尔街）轮转到华盛顿，占据了罗斯福政府的高级职位。这批人包括艾奇逊、W？埃夫里尔？哈里曼、罗伯特？洛维特、约翰？J？麦克洛伊、罗伯特？帕特森和亨利？L？史汀生。这是东部权势集团的化身，其成员功成名就、腰缠万贯、自信满满，许多人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都认为，在国家危急时刻到政府任职是职责所系。他们乐于使用权力，他们洋溢着自信，他们有共同的世界观和对美国在世界上合理地位的看法。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2）

把这一传统浪漫化是错误的。回头看来，这一传统狭隘、顽固、恃才傲物。虽然其成员表现出令人钦佩的贵族责任感，但他们大多对社会公正和*问题视而不见。在种族和宗教问题上，他们表现出符合他们阶级和时代的偏见。可是，他们的爱国情操不容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