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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工作的现象。贝克尔认为，应当用长远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在未来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投资知识的优势终究会显现出来。

有人将贝克尔的经济学理论称为“经济帝国主义”，即他倾向于认为，用经济学方法（比如每个人都追求效益最大化、市场平衡等）分析其他社会现象，比如家庭经济、犯罪问题等。在演讲后的专访中，记者把话题引向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的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

贝克尔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说，经济增长与社会道德、价值观变化的关系是双向的，经济增长会改变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也会改变经济增长。中国人具有很多传统美德，比如勤劳、诚实、注重家庭等，这些都是发展现代经济的优势所在。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一些负面因素必然随之而来，比如犯罪问题、传统价值观的丧失等。他认为，有一些现象是必然要产生的，诸如离婚率上升、人口出生率下降、社会保障出现问题等，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这些问题也会更多地出现。“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是的，我相信可以，但中国需要为此做好准备，中国不会绝缘于这类问题，”贝克尔说，“它们曾经发生在先富裕起来的香港和台湾，也会发生在大陆……人们必须对此加以注意。”。　最好的txt下载网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预测中国经济（4）

贝克尔还回答了有关中国经济模式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等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对中国是有益的。“中国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不但向海外市场大量出口产品，同时进口产品很多。对中国来说，开放其经济的措施是非常明智的。”他指出，“相对而言，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美国花了数十年时间，才将其经济结构由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并不相同。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发展，就必然会像美国、欧洲或日本那样，制造业的比重逐渐降低，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提高。而在中美贸易问题上，我认为，美国不应该对中美贸易增加限制，例如对纺织品设限。对美国来说，采取自由贸易的立场，对其经济发展更加有利。对中国来说，道理也一样。”

贝克尔也谈到中国发展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贫穷国家相对更容易发展，因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具有后发效应，但当穷国逐步富裕起来后，就不可能永远借鉴，而需要发明自己的技术；第二，中国经济也存在着弱点，如资本市场、银行系统及国有企业等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也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利。”

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认为，“我坚信，除非有政治原因阻碍，必须建议中国政府继续促进经济增长。我告诉我的学生，在30年内，中国市场将比欧共体更大。不是因为人均收入有那么高，而是因为人口众多。我想这是有道理的。要实现那种高水平的人均收入，我看除了政治上的障碍外，没别的障碍。”

3。关于法律和其他问题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认为：“没有适当的体制，就不可能搞市场经济，因此，中国要做的事情似乎在于建立相应的体制。如果体制建立了，就不用为私有化操心了。如果我知道你能提供什么，你也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双方对此都很清楚，我们就不需要什么都由政府来操作。但是政府有必要告知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要有些较先进的方法，但要慢慢来，不能快，走快了并不是好事。我记得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当大象过桥时，你停下来让其先过去是明智的’，这是中国几千年前的名言。谨慎为好，不宜操之过急。你们与米勒先生谈过了是吗？我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但我记得有次他曾对我说，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我同意这个观点。”

1980年诺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应小心对待四个问题。克莱因指的四个问题分别是：收入分配问题、通胀问题、人口问题，以及能源、交通和通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潜在危机，绝不可掉以轻心。

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说：“我认为*主义只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必须崩溃的理论。它并非关于如何建设经济的理论。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年代，在这个年代中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经济高速增长……我的一个也曾获诺奖的朋友同样非常强调体制的关键性作用，也就是说某一些体制比另一些体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我认为从政府角度来看，关键在于怎样建立起那种体制、那种市场形式、那种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