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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三十年，风云三十年，是非三十年，矛盾三十年，那么中国的前途究竟在哪里呢？*总理说得好：“要问开化的大地，要问解冻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别处，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之间。”

中国需要一流的经济学家（跋）

自由是一个稀有和脆弱的被培育出来的东西……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

——米尔顿·弗里德曼

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须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以免受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我们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以及有效地保证言论、宗教和思想的自由。

——米尔顿·弗里德曼

哲学家苏格拉底每天黎明即起，披起大氅，走到中心广场与人进行谈话和讨论。在簇拥着他的弟子中，有一个贵族的后代名叫色诺芬。色诺芬是个有心人，他把每天从苏格拉底那里听来的一些有关奴隶主应该如何增加财产的思想片断记录下来，并结合自己管理庄园事务所积累的经验，编辑成一本书，题名为《经济学》。从此，“经济学”（egonomics）一词，也就是由此处的希腊文（oikonomos）转译而来。

最初的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实则上是有关家庭财产管理这门学问的。后来，在斯图亚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马歇尔、凯恩斯等大师们的推动下，经济学大厦逐渐建立起来。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假定和三个原理。三个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资源稀缺假定和保护个人产权假定；三个原理是：利益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价交换原理。运用这六条规律分析经济问题时，还需要用三个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以及帕累托标准。所谓的帕累托标准，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于1897年在研究资源配置时提出来的。意思是说：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又不可能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否则，就是帕累托累进，而不是帕累托标准。经济学就是在这三个三的支配下，不断的变化，仿佛中国人的八卦，博大精深、变幻莫测，成为每一个经济学家的必修课。围绕着政府职责的争论，成为了传统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分水岭。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他把政府的职责定义为守夜人，是市场经济的守夜人，如果一切正常，守夜人可以去睡觉。如果发生情况，守夜人必须迅速出击。而真正的经济学家，按苏格拉底的说法，是质疑和挑战当道流行的观点，是价值和德行的最高形式。

中国的经济思想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经济学成为独立的科学历史却很短。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都是政治家而非经济学家主导，大多数的中国经济学家还处于经济学的蹒跚学步阶段，很少有独立的见解，而且还未彻底摆脱中国文人做谋臣策士的附庸地位，大多是鹦鹉和喜鹊。正如一位北大教授所言：“弗里德曼的*中说他给芝加哥大学学生的作业，很多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开放问题，以鼓励学生的创新。但我在北大任教期间，发现北大普遍推崇高分学生而非创新才能，造成追逐名家而非追踪前沿的风气，兼容并包而无竞争淘汰，非常不利于科学传统的成长。”因此，中国需要一流的经济学家，也需要从犹太人那里借鉴经济学的真谛。

必须让经济学活起来，必须深入思考究竟是什么东西开发了犹太人的经济学天赋，只有读经济学时宛如畅饮甘醇的香槟，中国经济学才真正有希望。

贺雄飞

2009年春天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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