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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七年，叶赫纳林布禄、金台石贝勒屡侵哈达，哈达向建州求援，努尔哈赤乘机灭了哈达，杀其酋长蒙格布禄。明廷既惊又怒，遣使诘问，责令恢复其国，努尔哈赤虽然不愿放弃已得之地，但又不敢直接拒绝，怕起兵端，只好遵命，并以大福金富察氏所生之女莽古济格格，嫁与蒙格布禄之子乌尔古岱，立为贝勒，护送回还旧土，又于二十九年（1601）七月，亲诣抚顺关外，“刑白马，誓抚忽答（乌尔古岱）保寨”，过了一段时间，才再行并回。

努尔哈赤因明曾于万历二年（1574）起开辟宽奠、大奠、长奠、永奠、新奠等六城堡，“广袤八百余里”，军民屯种，“成家乐业”，欲图移垦侵占，乃行贿李成梁之婿参将韩宗功，疏通关节。李成梁亦以其地“逼邻东虏”，“争扰时起”，“易起边衅”，并欲藉此“援招回之例，冒邀封赏”，遂以“奴酋索地为名”，与巡抚赵楫议定，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尽弃其地，“凡种地之家，概作逃户”，调军强迫押解入内，不少住户逃入建州，迁入内地的有六万余户。努尔哈赤拱手而得八百余里沃土，而且还以参与“招徕”逃民之功，蒙受明帝奖赏。

努尔哈赤的扩展耕地，攻取哈达、辉发和乌拉，用兵叶赫，震动了明朝，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文武大臣，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纷上奏疏，建议调兵遣将，待机征剿建州。万历三十五年（1607），辽东巡按肖淳奏称，努尔哈赤“明肆桀傲”，“声势叵测”，实系大害，应整备兵马，谕令叶赫出兵相助，内外夹攻，“期如昔年剿处仰、逞二奴、杲酋父子故事”，以除祸患。万历三十六年（1608）二月，蓟辽总督蹇达上疏，力言“建酋日渐骄横”，“殆有不轨之谋”，实为“东方隐忧”，奏请“蚤备战守机宜”，遣使谕劝，“如彼酋输情驯服，照常抚驭，倘果稔恶不悛”，则调兵征剿，“以歼凶恶”。兵部尚书李化龙，一再上疏，认为“为患最大，独在建州”。内阁辅臣叶向高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十一月，特上《奴贼日横疏》，极言“今日边事，惟建夷最为可忧，度其事势，必至叛乱”。辽镇必失，“天下事将大坏不可收拾矣”，力请“下廷臣会议”，“共作区处”。

此时，努尔哈赤虽已攻取哈达、辉发，有兵数万，但叶赫尚存，又与乌拉长期为敌（1613，万历四十一年，始灭于建州），实力还不够强大，不能与明朝正式对抗，需争取时间。因此，万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608—1612），努尔哈赤一再上奏申诉辩解，遵令减少车价，退还部分耕地，入京朝贡，并遣大将阿都、干骨里，送第七子巴卜海入明为质，表现得比较顺从，麻痹了万历四十年、四十一年（1613）的辽东巡抚张涛，明廷因而放松了对建州的警备，搁置了主战诸臣的建言。

从下述努尔哈赤对辽东巡抚的回信，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有的辽东大员会相信他的辩解。

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山西布政使郭光复被任命为辽东巡抚，四十二年（1614）春到任，遣人赍书，指责努尔哈赤收容逃人，盗窃牛马，谕令送回人畜，解押盗贼。努尔哈赤回信说：

马法（mafa）尔曰：　有云吾来之前，我等之汉人逃往汝处。不仅收取逃来之一、二光棍，六万人畏惧高太监之赋役而来到边境告曰：　汝若收容，则我等将出境而至汝处矣。吾曰：　于尔光棍，吾有何福耶？吾若将尔收取，则受谴于帝。因而不收。不收取六万人之人，吾岂收容一、二名逃亡之光棍乎！

又云：　有于近边地方盗取牛马而携走者。吾自立誓之后，（残）岂有偷盗之理？……吾毫无罪过，若盗摘边境草，吾有所誓，居心贼恶之人，焉能有幸！因吾心之正直而蒙受天帝爱恤之身，岂能附合如斯之恶贼！……

且又云：　我等汉人之盗贼，窃取牛马后送尔。汉人之贼，汉人查之，女真之贼，女真查之耳！吾岂能查出汝等汉人之贼乎？万历三十六年，吾闻汉人之二贼给吾等女真送来五头牲畜，查出后，擒此二贼，遣刚古里将其盗窃送来之五畜，尽行送与抚顺王备御，对汉人之盗贼，吾不得而知矣。吾若知之，则将如是捕擒，送往尔方矣。

又云：　此皆显系新债矣。吾遣通事赍书，令尔查究送来，尔作不知，未还一人一畜，尔不查出尔之女真之杀人之盗贼。若有盗贼，则查获捕送耳，无盗贼时，吾将捕谁送来耶！

万历三十九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