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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出现了相当多的“无主之阿哈”。这些“阿哈”就是汉族官绅地主的家内奴仆和穷苦佃农、雇工。汗谕未指出具体地区，而是命令专管辽东汉民事务的八游击、二都司清查，可见，在相当多的州县村屯里，地主富绅或死或逃，许多佃农、雇工、奴仆摆脱了业主、家主和东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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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各守旧业”（2）

其三，这些“无主之阿哈”将主人的谷、草占为己有售卖与人的行为相当普遍，以致如不从速清查禁止，则将被他们出卖罄尽了，故努尔哈赤在八天之内，连下四谕，责令八游击、二都司赶紧清查和处理。

乡村如此，城市也不例外。天命七年（1622）正月二十四日金兵进入广宁，第三天，督堂就命令城内居民说：“无主之财物、人畜，以及店库所存之金、银、闪缎、蟒缎、帛、布、翠蓝布，各种物品，尔等所得甚多矣！今令尔等拿出，尔等取一半，另一半给予我等之有劳兵士。”《满文老档·太祖》卷三十三。

贫苦农民既能夺取无主之谷，就更有可能占耕死于兵火及逃走在外的地主的庄田，何况这些田地本来就是他们佃种佣耕的，当然不会抛荒不耘，一定会照样耕地种田收割庄稼，只不过是没有主人鞭责催租罢了。

劳动人民的这些反抗行动，打乱了旧统治秩序，破坏了原有制度，引起地主的极端仇视，但他们又没有办法。现在，后金实行“各守旧业”政策，强迫劳动人民将无主田宅退出来，不许再占，帮了汉族地主的忙，这是真正的反攻倒算。

第三，后金汗、贝勒从推行“各守旧业”政策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首先，这项政策的实行，表明了从前屈居偏僻山区的小邦之汗努尔哈赤，已经一跃而为辽东的最高统治者，对各行各业都有权支配，有权调拨，可以让拥护新汗之人“各守旧业”，也可以将反金之人祖业全部没收，一切皆由汗安排，辽民俱为汗臣仆。后金辖区，尽系汗土，全为汗民。

其次，汗、贝勒拥有辽东全部土地的最高主权，霸占了全部无主田土。汗、贝勒可以迁民分地，可以赏赐臣僚庄田，也可以籍没罪人田产，当然更可以调拨土地，设立汗、贝勒的拖克索。一切逃亡、死绝之人留下的“无主之田”，皆归汗有。新君可以让逃亡的地主回来以后，根据规定的条件，归顺金汗，手持银钱，向督堂叩首乞求，从而领回自己的府宅、庄田、粮谷，收复旧业。汗、贝勒也可以令无田之民分种无主田土，纳赋服役，听汗驱使。

再次，拉拢汉族地主，为建立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新的满汉统治，提供物质条件。要想统治以汉民为主的辽东，必须依靠和利用汉族上层人物，没有汉族地主的支持，区区数万丁的“满洲”，是不能在辽东站稳脚跟的，更不能长期统治下去。而要使汉族地主中的多数能够归顺金国，只靠汗谕的劝降，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更多的东西，特别是涉及汉族地主根本利益的田产、府宅、银钱等等，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必须保障他们的所有权。“各守旧业”政策，使未逃的汉民地主，能够继续占有祖产，重收租谷，收回丢失被占的田宅财谷，当然会减少他们对新君的不满，促使他们拥护金国的统治。一度逃过河西去往广宁的人，返沈以后，只要投顺新主，也可依凭“各守旧业”政策，交纳一些银钱以后，领回祖业。这样，“各守旧业”政策第一次把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连接起来了，为二者的联合统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又次，打击了反金官僚地主，扶植和加强了拥金地主、官绅的势力。“各守旧业”政策，使降金的官将、豪绅和富商得以收回失地，取回遗物，确保祖业。但对反金之人，则从重惩办，没收田宅财谷，斩杀家主。这样一来，反金的地主、官僚势力大为削弱，拥金的官将、地主则实力犹存。而且，在这样的威胁利诱之下，有可能促使许多观望犹豫的地主投降新君，充当顺民，至少暂时不叛不逃，拥护金国。这就使汗、贝勒有了不少的忠顺臣民，有利于巩固和加强金国的统治。

最后，“各守旧业”政策，有利于鼓励业主认真经营自己的产业，役使佃农、雇工耕垦已荒之地，修渠开沟，施肥整地。再加上汗、贝勒实行的逼民定居，禁止叛逃等措施，强使辽民各自从事自己的行业，耕田种地，筑造房宅，这对改变当时田园普遍荒芜的局面，是有利的，也为逼令辽民纳赋服役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总的来说，“各守旧业”的政策，为后金统治者所想收到的“长远之利”提供了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各守旧业”是为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