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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他聋吧，可那耳朵有的时候却出奇地好使，抽不冷的就能吓您一大跳。这边我姥姥正在烙韭菜合子，那边就听见姥爷在屋里也不知道跟谁翻扯呢，他扯着嗓门儿反复嚷嚷：“得了呗，就您对！就您成！就您圣明行了吧！”

屋门和窗户都是大敞扬开的，没看见有人过去和他说话呀，是谁招惹了他啦？

我和我姥姥赶紧跑过去一看——祖宗哎，可是要了命喽！只见这老爷子闭着个三角儿眼，晃着个脑袋，正跟话匣子里广播的“最高指示”叫板呢！我姥姥急忙把一块韭菜合子塞进了他的嘴里，指着后窗户跺着脚说：“这个作死的鬼哟，馅饼都堵不住您的嘴，你还怕人家听不见呀？”

我姥爷就说：“啊？你说什么？大点声儿！你问我这是什么馅儿的呀，这不是韭菜馅儿的吗？”

嗨，老爷子这会儿就又聋了，就又开始跟您瞎打岔儿啦。

1971年我姥爷过世了，享年八十岁。这位当年“宝昌隆”玉器行的老掌柜的，屁吗儿也没能给后人留下来，倒是在我的记忆当中，留下了这么个让人一惊一乍，想起来就啼笑皆非的故事。

我没入上红小兵

在我们家的老相册里，有一张非常“激进”的照片，上边还有我爸的题词：“文化大革命中三小将”。

照片上是我们姐弟三人，排在一起手捧“红宝书”，我的臂上别着红小兵那菱形的臂章。但是这照片我爸只能给“外人”看，从来不敢亮给熟人，因为我这个红小兵呀——是他妈冒牌儿的。

在小学的后三四年里，为这事我爸没少拿话损我，他不明白，这个别人家孩子差不多都能当上的红小兵，对他的儿子来说怎么就这么“难”？每次他把这张仨孩子的合影给人看的时候，总要抬眼扫我一下，那目光就跟“照妖镜”似的，让我不敢正视，浑身上下的不自在。

这里边有两个“天大”的秘密，是永远都不能让我爸知道的，否则他老人家不是气吐了血，就是得把我给废了。唉！这事儿叫“小孩儿没娘，说来话长”：

本来，凭我的“机灵劲儿”，头几批的红小兵就应该是“老太太擤鼻涕——手拿把儿攥”，没跑儿！但却总改不了那个爱出幺蛾子的坏毛病，而且还总在“政治”上出问题。

您比方说吧，我们小学的课本里，有一段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打进匪巢”时的台词，作为课文要分角色进行朗读。好不容易我争了个“英雄形象”，看语文老师不在场就大胆地篡改，好为大伙提供笑料，当时这种行为叫做“显圣儿”。

那台词原本是这样的：

座山雕：“脸红什么？”

杨子荣：“精神焕发！”

座山雕：“怎么又黄了？”

杨子荣：“防冷——涂——的——蜡！”

我狗胆包天地将其篡改成：

“脸红什么？”

“屎憋的！”

“怎么又黄了？”

“拉出去啦！”

全班的同学笑得前仰后合，拍桌子敲板凳。那个演座山雕的学生就跳上课桌喊：“不好啦，###拉屎咧！”全班又是一阵狂笑，但是没想到语文老师忽然慢慢儿地从最后一排的某个位子上站了起来，全场立时肃静。

语文老师说：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忒不像话啦！于是我们两个耷拉着脑袋，就跟“匪兵甲”、“匪兵乙”似的，被语文老师给带走了。

日后在红小兵的发展会上有人就说了，白明那样的表现还想入红小兵呢？入个屁呀！

其实另一回的问题才是真正的“严重”，很多年以后想起来仍让我旧汗流浃背，呼吸困难。

记得我们班上有位男同学，“文革”的时候不是时兴改名字吗，他的名字就被改叫个什么“向党”来着。这主儿的爸爸是个“文革”前的“八级木工”，这会儿既是“领导阶级”，又是富裕家庭，他爸有辆二八的“红旗牌”（即过去的“飞鸽牌”）自行车，他可以随便骑。于是这丫天天的拿这辆破车在我们的面前臭显摆，“噶吱——噶吱”地掏着裆骑，专爱在女生面前抖机灵。

有一回我实在是看着眼馋了，就“央告”他能不能让我也骑一圈，嗬，你瞅丫那德行嘿！就跟谁要占他多大便宜似的，甩给我几个字：“门儿都没有！”

受了这么个打击以后，我就当了回小人，一门心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