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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番禹县的绿林，以大塘乡的李福林为首，手下也有五百多人，在广州河南一带活动。李福林后来成为福军首领，1926年当上国民革命军军长——当然，这已是后话——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有名人物。

在南海县的绿林，以上淇乡的陆领为首，纠合有一千余人，在南海一带活动，主要是向富家勒索钱财。在1938年日寇侵粤后，陆领当了珠江三角洲游击司令，两年后又做了汉奸的伪军长——这些也是后话了。

在香山县的绿林，以刘世杰为首，全县共有三百余人（香山县即今中山县）。

在新会县的绿林，以天河乡的谭义等为首，全县约共五百余人。

此外，在顺德县的绿林，有龙江乡的张炳、龙山乡的邓刚、王会、陈村镇附近的胡新、大罗村乡的黎成、良教乡的何江、何梦、桂洲乡的王敬宽、马齐乡的麦报等，全县共约千余人。

当时这些所谓绿林好汉的主要活动，一方面是以首领个人的名义发出信件，向富户和大商店打单（勒索），要他们一次过送数百以至上千元的“保护费”，如有不从或禀告当地清军，就必以暴力报复，以示言出必行，树立威信，并警戒其他敢反抗的人和店铺。另一方面，是抢劫大墟镇市场及当押铺（大的称当铺，小的称押铺）。当时大墟镇市场都有清军巡防营驻防保护，这些绿林人马就先以突袭手段将驻防军消灭，然后抢掠当押铺，将所有当押一元以上的衣物劫尽，一元以下的押品则任由当地百姓拿走。这种活动直至辛亥九月十九日（公历1911年11月9日）广东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各县绿林首领率领队伍参加起义做了民军统领，才停止下来。

民国建立后，政府开始着手清理这些绿林军队。1912年秋冬，广东都督胡汉民先遣散以陆兰清为统领的兰字营，后来除李福林的福军及少数民军另行改编外，其余民军都被陈炯明遣散。

结果，这些农民出身的所谓民军，除了那些曾任标统以上军官职位的以外，其余大都因回乡后无地可耕，无业可就，以至顿感生活无着而又重新走上绿林老路。渐渐地，珠江三角洲变得遍地皆匪，各墟镇及富裕的村庄常发生抢劫，来往商旅常遭劫掠。身为都督的陈炯明不得不下令围剿。但各乡各处地势复杂，河道纵横，一些是桑园稠密，更有些是山丘丛林，结果是此剿彼窜，兵来匪去，无法清剿；更有些是匪是匪来兵亦匪，地方治安更是一片混乱，只是苦了当地的平民百姓。

1914年后，龙济光主粤，他把各地民军统领及其以下官兵均视为乱党，下令格杀。这样，有钱的民军统领有些便逃往澳门暂避，其他民军官兵大都再加入绿林队伍。他们为了联合起来对抗龙济光，也为了解决绿林生活并避免当地民众的反感，议决组织了“两粤广义堂”，推选陆高满（即陆满）为首领，并订立了十项以劫富济贫、对抗龙济光、保护当地百姓为主的冠冕堂皇的守则，当时参加两粤广义堂的绿林达二千余人。

随后，又出现了几个有名的堂口：以南海县莲塘人陈庚为首领的广龙堂（这个堂口在林风平创立自己的广龙堂时早已没有了），有绿林一千余人；以顺德县大都乡人梁林（四叔林）为首领的天顺堂，队伍约有一千人；以顺德县甘竹滩人余基仔为首领的伏虎堂，有七百余人；以顺德县道教乡人张裕为首领的龙胜堂，有九百余人；以顺德县马宁乡人麦报为首领的广东堂，有一千多人；在新会台山赤溪等县交界的古兜山有以吴成为首领的奉天统带自由队，有千余人。

此外，还有以南海小榄乡罗荣等为首领的绿林人马一千余人，以香山县梁德等为首领的绿林人马约二千人，以高明县人雁山严燕为首领的绿林人马三百余人，以花县毕村乡毕锦为首领的绿林人马一千余人。

两粤广义堂在当时是势力最为强大的堂口，以收行税和保护费为主，而以绑富豪的票和抢劫富商为辅。收行税的对象是各丝厂、各江木排、各轮渡及轮拖货船；收保护费的对象是各砖瓦窑、茧行（即买卖蚕茧市场）、当押铺及各大市常为此他们还订立了“收费标准”；绑票对象是有五万元以上家财又有现金的富户，一般要其家财的一成为赎票价钱；丝厂以缫丝位数（即工人坐位）为定额，每位每年收十元；轮渡每月收其货客费的百分之五，轮拖货船收其拖费的百分之十；砖瓦窑大的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