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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戴特莱夫的关系不再是我生活的中心。我爱他,我会永远爱他,但我不再依赖他。我不再需要他不停地保护,也不需要他供给毒品。实际上,我们俩现在是许多年轻人所向往的那种现代男女之一:两个人各自都完全独立。我们小团伙中的女孩子们有的几天就戒了毒,而小伙子们却继续吸毒。
总之,我们的“友谊”说穿了只不过是吸毒者的友谊。我们全都变得越来越好斗。我们生活在海洛因和奔忙中,为了钱和海洛因每天都在搏斗,还要对付家里的人——必须不停地躲藏,编造新的谎言来欺骗父母——这一切把我们的神经搞得紧张得快绷断了。我们身上的好斗因素越聚越多,以至我们都不能自我控制,甚至在我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
我跟巴普西相处得最好;主要是她是我们中间最安静的一个。我们经常一道去拉客。我们俩买一样的黑色紧身超短裙。里面,我们穿上黑色连裤袜,系上吊袜带。这身吊袜带和黑色连裤袜装束在我们少女的身上,简直令嫖客们神魂颠倒。更何况我们的脸蛋还保留着稚气。
1976年圣诞节前几天,我爸爸动身去休假,他允许我回他住的屋子里住,那里只剩下我妹妹一个人了。他甚至还允许我把巴普西也领去。从第一天晚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巴普西和我拼命吵架,甩出一大堆粗话,吓得我妹妹——她比我小一岁——直哭。她显然不会想到我们的双重生活,而我们吵架时则使用妓女的伎俩。
第二天早上,巴普西和我又成了世上最好的朋友。总是这样,当我们睡了个好觉,我们又平平静静地回到现实,我们一般还是比较安静的。巴普西和我决定不要马上注射毒品,要尽可能地拉长注射的间距。我们经常这样做——一种真正的运动。讨厌的是,我们不谈别的,光谈有一针上等的可卡因在等待我们。就像两个等待圣诞礼物的孩子在想入非非。
我妹妹好不容易才明白我们不是处在正常状态中。她没有想到我们吸毒,她以为我们有别的原因。她很认真地发誓要保守秘密。
巴普西去找给白奶酪加香料的东西——今天,她选择了草莓香精——她最喜欢这个。她几乎只吃加香料的白奶酪。我的食品一点儿也不复杂:白奶酪、酸奶、布丁、选帝侯街地铁站卖的一种煎饼。我的胃承受不了别的。巴普西在准备她的混合奶酪。就像庆祝宗教仪式一样:我们三人都在厨房,巴普西郑重其事地在准备食品,我和我妹妹虔诚地盯着她。过一会儿,我们仨人将高兴地品尝这一堆早餐白奶酪。吃完东西,巴普西和我要去注射毒品。
巴普西搅拌完的奶酪,变成了一个大雪人。可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叫我妹妹先吃饭。我们俩立刻跑进浴室关上门。我们已经犯瘾了。
我们只有一只可以使用的注射器,我说我先打。
巴普西发脾气了:“为什么总是你第一?今天我第一。因为这是我的可卡因。”
这下气坏我了。的确,她总是经常比我们的可卡因多,因而会给我们一些,但是我不能忍受她拿得更多。我对她说:“听着,老朋友,你别夸口。你打针占的时间太长。”这是真的,她打针少说也要用半个小时。她的静脉看不见。假如她第一针没有扎准,她就惊慌失措,不断地扎,她会越来越慌。如果她最初扎准了,那真是运气好。
那时候,我没有这类的问题。或者由戴特莱夫给我注射——这是他的一个特权——或者我瞄准一个地方,自己用左手扎。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胳膊上形成了血栓,我的皮肤成了毡纸。于是,我也找不到下针的地方了。
那天早晨,终归是我赢了。我拿着针管,一扎就扎准了,注射只用了两分钟。这一针打得很可怕。我的血液沸腾。我感到热,太热了!我用凉水冲脸,冲完之后我感觉好多了,我开始在屋里到处乱翻。
巴普西坐在澡盆边上,把针往胳膊上扎,又开始了她的“表演”。她喊叫:“混蛋,人都快憋死了!打开该死的窗户。”
我打了针,感觉很好,这个女子我不怕她。我回答她:“别来烦我。你嫌闷,是你自己我的。”
巴普西把血弄得到处都是,还没有找到静脉。她越来越紧张,大叫:“这屋里怎么没灯呢?给我拿灯去。到寝室里给我拿灯去。”
我很不情愿地去把灯拿来。但是巴普西还是没有找到静脉,我害怕我妹妹发现,最后我帮她注射。这样巴普西总算打完了针。她立刻安静下来,认真清洗针管,擦净澡盆上和地上的血迹。她不再说一句话。
我们回到厨房,我准备吃白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