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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当克丽斯蒂娜开始频频出入于“音响舞厅”时，我并不怎么高兴。但她的朋友凯茜和“团伙之家”的其他年轻人都去那里，所以，我想，好吧，干嘛要禁止克丽斯蒂娜去呢？我记起我当姑娘时代被父亲剥夺的那些元害的娱乐。

当克丽斯蒂娜给我介绍了戴特莱夫，我还是表示应允。她是在“音响舞厅”认识他的，他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彬彬有礼，态度开朗，和蔼可亲。

一个挺可亲的男孩子，是吧？所以我发现克丽斯蒂娜爱上他是正常的。我想：这正是初恋的年纪，要紧的是男孩子要好。而且，我还看出来他真地爱我的女儿。

假如当时有谁告诉我这两个孩子在注射毒品，我一定会把他们当成疯子。除了她对戴特莱夫的感情之外，我在克丽斯蒂娜身上没发现什么特殊的东西。

相反地，她显得比以前——曾有一段时间，她激烈地反抗——显得安静而镇定，就是在学校里，她的表现也似乎好一些了。

她每天放学后都要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打算干么：到一个女同学家里去啦，到工厂门口等戴特莱夫啦，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可指责的。

在一周之中，一般她是回家吃晚饭的。假如她回家晚一些，就会打电话给我们。有时候，饭后她还会出去，到“团伙之家”或去找朋友——至少，她是这样告诉我的。

在家里，她也开始帮我一点忙了。我呢，为了酬答她，有时候也给她一些小礼品：一张唱片啦，多给一个马克的零用钱啦，但我的朋友克劳斯不同意，他认为，克丽斯蒂娜在剥削我，我应该多想想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能是对的。但我总觉得该为克丽斯蒂娜做些特殊的事，应该补偿她某些东西。只是当时我没分析得这么清楚。

我的男友还认为允许克丽斯蒂娜在她的女伴家过夜是错误的。实际上，说她到这个或那个女友家过夜，他是不相信的。不过我确实不是窥伺她行动的那种人。我父亲曾经时时地监视我，而我并没有干过什么有愧于心的事。

后来有一天，克丽斯蒂娜对我说她已经和戴特莱夫同过房了。“妈妈，”她说，“你都想不出他对我多么好。”此时我明白了，至少我认为我明白了她为什么总愿意在星期六晚上睡在女朋友家。

好，终于到了这一步。但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怕，所以有那么两三次，我允许她到戴特莱夫那里去过夜。

我怎么能阻止他们一起过夜呢？何况在电视里、在报纸上，心理学家们不是反复地说今天的青年成熟得早得多，不应该压抑性欲。到处都是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再说，这也是我的观点。

至少克丽斯蒂娜有了一位固定朋友了，这使我安心。周围的一些姑娘就像换衬衫那样更换男朋友，这我见得多了。

在另一方面，正派的方面，我又感到局促不安，特别是因为克丽斯蒂娜在“音响舞厅”结识的那些朋友，她告诉我他们中有些人在吸毒。她从没和我说起过海洛因，只是说大麻或失足，她告诉了我一些吓人的事，她甚至悄悄告诉我说，她的女友巴普西就是个瘾君子，但是她描述这一切时的方式和表情表示了她的厌恶，使我一刻也没想到她也是这么干的。

而当我问她：“可你为什么总和这些人在一起呢？”她回答我，“妈妈，我觉得他们可怜，没有人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可是他们需要人帮助的呀，要是有人跟他们聊几句，他们可高兴了。”克丽斯蒂娜有副好心肠。今天我才知道她是在说她自己。

一天晚上，那正好是一周的中间，她回家很晚，快11点了。她对我说：“妈妈，求求你，别生气。我和一些伙伴到青年吸毒接待站去了。在这些地方，人们和吸毒者谈话，试着挽救他们。”她奇怪地轻笑了一下，补充说：“就是这样。要是有朝一日我吸上了毒……”我吓坏了，盯着她。“啊，我不过说说而已——对我，这不是个问题。”“那戴特莱夫呢？”我问。她气冲冲地说：“戴特莱夫吗？没问题，他就差干这个了！”

这是发生在1976年底的事。从这天起，我有所怀疑，但我克制住了，而且我也不相信我的男友的话。他当时坚信克丽斯蒂娜在吸毒，用什么打赌都行。但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作为一个母亲，要她承认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失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很固执：“不会的，我的女儿不会这样！”可我还是试着约束她。但我明白地命令她回家吃晚饭，她没回家。我能怎么办？我到哪里去找她？即使我不是那样善于克制自己，我也永远不会想象到是在地铁站。我挺高兴，因为快9点钟的时候，